（上接第1030期第21版）可是他给人写字不收润笔，俞樾《茶香室四钞》卷十二引宋人记载谓：“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云：阊门之西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东坡尝为赋诗，姚致香为惠。东坡于虎丘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他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读至此，叹东坡清徳不可及也。”俞樾也感慨：“如东坡先生者，真令人起敬矣。”苏轼一生未置一处脂田家宅。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谓：“东坡守胶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丰己未，于吴兴被逮下狱，已得赦安置黄州，寓定惠寺，迁临皋亭，故人马正卿为请故营地，使躬耕其中，所谓东坡也。明年，筑雪堂以居。绍圣甲戌安置惠州，寓嘉佑寺，明年迁合江，又明年得归善寺后隙地数亩，营白鹤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僦官屋，为有司迫逐，乃买地城南，偃息桄榔林。在儋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归阳羡，有邵民瞻从学，为买一宅，卜菟裘焉，倾囊八十千与之。将卜吉入居，因步月至村落，闻妇人哭甚悲，问之，则售宅主也。焚卷还之，不索其价，遂还毗陵，借顾塘桥孙氏居焉，竟卒于此，盖建中靖国辛巳七月也。计东坡先后凡任三十二政，未尝归蜀，终身无一居，其清旷如此。彼或一二任遂有脂田甲宅者，贤愚相去不啻霄壤哉。然当时豪贵赫奕，击钟鼎食之家，俱已烟消云灭，而公之清风直道，至今在天壤，有志者亦胡能以彼易此。”这就是苏轼，这就是苏轼的人格。有谁腹诽苏轼，就把他自己拿出来在苏轼跟前照一照。苏轼到后来名满天下，为天下人敬仰，也许和这些都有关系吧？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记载他为人敬爱的场面：“李敒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不说现在的这些书画家，就是所有盘踞高位高名的人，谁能有苏轼这样的被爱戴？

　　可是关键的是苏轼的字和诗文一样，从来就在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一道：“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苏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苏轼处于最人生低谷时也不能避免昔时许多围在身边人的不能挺身而出。但是即使在苏轼处于人生的最低点时，公道也还是自在人心，他的才气学问，连李定这样踩轧他毫无怜才之意的奸佞之徒也不得不承认。何况，苏轼书法当时就有人作假。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一：“东坡书，当时有高述、潘岐伪为之。”就以时下的金钱至上的观点来说，苏轼的字在当时就是值钱的。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高才识》：“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珠玉。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间遭佥人媒孽，谪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琴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邪？对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谈善谑，皆此类也。”这一点，黄庭坚透过迷雾看得比别人都清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黄山谷言，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当先生之弃海滨，其平生交游多多讳之矣，而王周彦万里致医药，以文字乞品目，此其流俗人求热救溺取名者耶。盖见其内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这王周彦就极不简单，不避黑红，远弃芸芸者流的势利庸俗，更不是一般的有智识的人物。《侯鲭录》卷二：“鲁直评东坡书曰：‘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葱葱，散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

　　善书者不择纸笔，在中国历史上写得好的书法家中，当得起这美称的，也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个人。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记载：褚河南曾经问虞永兴：“吾书孰与欧阳询？”虞永兴回答：“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这是中国书法史上两个巨匠中的一巨匠在论另一个巨匠，并且试比高下。其实是两个人——褚遂良虞世南——在心里互相衬量三个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唐代的另一位大人物裴行俭也有论纸墨的一番话说，自诩不论笔墨而妍捷的，只有他裴行俭和虞世南。可是在唐之后，现在看来在有宋一代只是苏轼一人。虽然苏轼当时和之后对苏轼的字有各种评价，石压蛤蟆也罢，书如堆泥也罢，可是我以为那都是苏轼书法的一面。而苏轼写字不择纸笔，合诗书为一体，在他之后还有谁？好像至今还没看见。而故意把好好的宣纸揉成一团或者有宣纸却故意拿其他烂脏纸去书写，就是等而下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