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们把上世纪80年代视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那确乎是一个思想长期禁锢之后的再次解放、重新启蒙的时期。历经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传统被封存的记忆被重新唤起，西方现代艺术的讯息纷至沓来，一个被称作“新时期”的时代开启了，中国文化重新接续了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脉络，“新文化”与“新时期”两个大时代贯通了起来。

　　对所有中国人而言，80年代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期。意识形态的禁锢被逐个颠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短数年内，国人经历了无数个“第一次”，人们迅速被蜂拥而来的新事物所包围和改造。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在今日已经成为世人所习见的“常情常理”，然而在当时的“文革”余波之中，却如霹雳似惊雷，对于浙江美院的教师们来说，这是一次背负历史重担的“突围”。

　　1985年的校园到底发生了什么？其时，学校恢复高考已历7年，一批批老教授回到工作岗位，教学秩序渐次恢复，教学条件逐年改善，学院正日益从一种禁锢的状态中步步突围。在众多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与之后的年代所不具备的：其一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现代艺术”系列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以及万曼壁挂艺术掀起的那次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编辑部为核心的艺术史学者们正通过大批量的学术翻译奠定了中国艺术史学的知识基础。

　　另一个突出的征候就是解禁。正是这种解禁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和创新，也诱发出一种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赋予每个创造个体变革驱动的活力。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是毕业展的论争与激辩、中青年创作组的深耕与探索、中国画教学研讨会的系统建构，以及当代水墨画的激进实验。

　　1985年，“开放”与“解禁”历史性地将中国艺术的命运与学院主体的实验粘联在一起，与众多艺术家的个体生命粘联在一起，推动着学院师生们的形式创新与观念实验。学院艺术家们以其惊人的胆魄与创造力从种种因袭体制中突围而出，开辟出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

　　两年后，在基辛格基金会支持下，美国加州亚太博物馆举办了“打开国门之后：来自中国的当代绘画展”，这是“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海外的首次展出。展览展出了黄发榜、刘国辉、韩黎坤、许江、王公懿、陈海燕、张培力、耿建翌、陈仁、宋陵等10数位浙江美院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是我院的一次群体性国际亮相。

　　在展览序言中，基辛格说道：“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再次开放，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里程碑性的政治事件。而在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西方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来自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更能说明这种发展的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世界还对中国的现代艺术毫无所知的时候，浙江美术学院就已开始在国际展览舞台上频频崭露头角。此后的十数年中，我院以及校友在海外的大量学术活动不但为学院本身开辟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也为中国当代艺术展开了一条不断延伸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