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印谱中的序、跋，是研究印学的宝贵资料。西泠印社文物库房里珍藏着一批非常珍贵的国宝印谱，主要来自1962年，已故社员张鲁庵先生家属捐献的433部历代印谱。这些印谱自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顾氏集古印谱》始，至新中国成立的《苦铁印选》止，均为原印殊泥原钤本，多为中国印谱史上的名谱，很多是珍本、善本、孤本。它们不仅是研究印学的宝贵资料，更是中国印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我在西泠印社工作数十年，有幸经常与这批印谱接触。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筹备西泠印社60周年大会，当时在葛岭文物库房里，韩登安先生负责制作展览印屏，将2000多方秦汉古铜印和3000余方历代名家刻印制作成印屏，供大会展览用。当时韩先生把我调到葛岭库房，跟唐长茂先生学拓边款。其时柴于英先生也在葛岭库房，他的工作主要是把张鲁庵先生家属捐献的印谱，进行整理、编号、造册。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天与两位老师在一起。韩师将我拓好的边款和盖好的印面，对我进行详细讲解，如章法之安排、篆法之变化、刀法之运用、边款之刻法等，有时当场为我操刀示范，真使我得益匪浅。韩师常对我讲，治印七分写三分刻。叫我一定先要把字写好，特别是篆字。韩师说，篆刻家必须是书法家，但书法家不一定是篆刻家。这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之谈。韩师在论印中，提倡刻印须通三功、明四法。三功即文字、书法、雕刻，四法即字法、笔法、章法、刀法。又称刀法必须服从于笔法，即印从书出也。

　　柴子英先生是我另一位老师。当年柴子英先生来杭州，是印社把他请来整理张鲁庵先生家属捐献的这批印谱的。这批印谱必须按年代先后编造清册并撰写提要。我在帮助柴先生整理印谱过程中，柴先生给我讲了许多有关印谱的知识。柴先生是研究印谱的专家，他对每部印谱的流传过程了如指掌。我听他娓娓道来，真是引人入胜。柴先生给我讲印谱，注重考证，如该谱的重要性、历史地位、流传过程等等。当年柴先生给我讲印谱，我都认真记录，当我把整理好的记录稿交柴先生修改时，隔一天柴先生会交还我一份书写非常工整秀丽的校正稿，此必一式二份，给我一份，他自己留一份。日子一长，我也略懂得了一些印谱知识。后在10年动乱中，大部分稿子在抄家时遗失了。

　　197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批准成立，我调到出版社工作，负责篆刻部分。出于普及和提高大众篆刻水平的考虑，我在当时的《西泠艺丛》刊物上辟了一个专栏“社藏印谱介绍”，由于版面有限，只能简单介绍一些印面，对印学理论方面的文字和内容刊登不多。但即使这样，当《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等几部印谱刊出后，读者反响强烈。很多来信说，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秦印、汉印，有了学习秦、汉印的范本。有的来信要求把印谱的文字也一起刊出。确实，这批珍贵印谱，文物价值很高，保存也极好，加之文物制度严格，不是随便都能看到的。因此我想，如果把这些印谱上的序跋汇集在一起出版一本《历代印谱序跋汇编》，对研究印学、喜欢篆刻的人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在编写《社藏印谱介绍》时，就把所有序跋全部抄录下来，并加上标点。此时，韩登安先生已归道山，我专程到上海去找柴于英先生，把设想告诉他，并请他帮我合作完成此事。当时，柴先生身体已非常不好，经常卧床不起，但他还是极力支持我，要我就照目前《社藏印谱介绍》这样写下去，但必须把序跋全部抄录下来，以后由他审读并加必要注释。我们还一起商定了150部印谱的目录。后因种种原因，柴先生一病不起，我也提早退休了，此事就耽搁下来了。

　　2003年西泠印杜百年大庆之际，朋友们聚在一起，都希望我把此稿完成出版。因此我又重新翻阅了旧稿，共抄写了142部印谱的序跋，加上当年柴先生给我讲的印谱知识作为简单介绍。可惜柴先生不在了，若柴先生在，肯定会以更专业的审读和精辟的注释，令此书增色不少。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韩登安先生、柴于英先生表示深切怀念!

　　西泠印杜出版社江吟社长为此书出版，两次亲自登门商讨出版事宜，并委托资深编辑侯辉先生担任责任编辑，非常感谢。王翼奇先生在百忙中，为此书3次认真审读，耗时3月，真是十分感激。中国印学博物馆吴莹馆长在讨论中提出在前面加8个彩页，刊登印谱样式，这是非常好的建议。陈振濂先生、林乾良先生特为此书作序，高式熊先生为题书名，韩天衡先生为题扉页，当年负责管理葛岭文物库房的丁茂鲁老师曾给我许多帮助，还得到西泠印杜社委会文物处王佩智先生以及邓京女士的大力支持，一并在此表示真挚的感激之情。我明白自己才疏学浅、读书不多，又是半路出家，只是做了一些抄写汇编工作，错误一定不少，尚乞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2008年6月郁重今于一枝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