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西湖西线渐行向北，在杭州植物园入口处的灵隐路3号，有一幢西式二层独立小楼掩映在林间，这里曾经住着一位年轻的画家。他从家乡广东出发，远赴法国，归国后他并没有还乡，也没有停留京华，而是选择将一生所求交付予杭州的湖山。他就是林风眠，是国立艺术院的创办者。1928年，在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倡导下，杭州西子湖畔的孤山罗苑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林风眠担任院长。从此，中国近现代美术揭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现如今的罗苑，离林风眠故居不过2公里的路程，我们已经无法估算出这2公里的路程中林风眠曾经走过多少个来回，但这徜徉在距离中的思考，却被记录了下来。1932年刊登于《艺术丛论》上的《美术的杭州》一文中，林风眠曾这样写道：我们知道，属于美的，有天然美、人工美，以及创造美之区别。天然美是天生地设不加上些人工而自然美妙动人的；人工美是在天然美之外，加以人工之改造或补充而成；创造美是完全由人类的力量，在固有的美的对象之外，创造出一种新生的美。正是在这样的艺术眼光指引下，杭州西湖为中心的湖山，经过一次次的修缮、营造，成为了真正的天堂、世界旅游者的乐园。

　　中国美术学院旁侧的荷花池头景云村1号的潘天寿纪念馆，是著名中国画家潘天寿的故居。身为浙江人的潘天寿，于国立艺专建校之初便担任中国画系主任，并两度出任院长达17年之久，为浙江中国画在全国画坛确立重镇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末以来的中国画坛，以京津、岭南、海上三地为盛，杭州并不位列其中，在国立艺专初期，潘天寿一直过着奔走于沪杭两地的生活。在他的力邀下，黄宾虹、吴茀之、诸乐三、陆俨少、沙孟海、陆维钊、陆抑非等名家，陆续于美院执教，最终使得浙江成为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座高峰。自此之后，浙江的中国画继承海上画派，又经学院以正规教育体制培育，获得了长足发展，进而成为影响全国的面貌。潘天寿还参与了浙江画院的组织与筹备，后来陆俨少又出任首届浙江画院院长，这都赋予了浙江中国画的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

　　生于斯，长于斯。杭州与近代中国美术的结缘源于国立艺术院，然而，中间也有曲折。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美术学院的第六任院长刘开渠，于1933年留法归国后到杭州国立艺专任教。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雕塑是指佛像、菩萨、或死后做的寿像，人们愚昧地认为塑像会把活人的灵魂摄去。刘开渠被邻居称为“做泥菩萨的”，甚至被当作耍手艺的而遭到警察的盘查。当时，艺专雕塑系师生一共只有十余人，鲁迅勉励他说：“过去中国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 经郁达夫介绍，刘开渠为一位文人逝世的母亲做了雕像，郁达夫在像后面亲笔写了铭文，铸铜后交付主人，不想却是殉葬品，成为“被活埋的艺术”。1934年底，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牺牲的88师将士，刘开渠开始制作《淞沪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比真人大得多的一官一兵两位军人的立像和《纪念》、《冲锋》、《抵抗》、《继续杀敌》4块座上浮雕。这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是最早由中国现代雕塑家创作的纪念碑，也是刘开渠的成名作。1935年，纪念碑建成立于西湖边六公园内。

　　如今伫立在杭州广场、园林中大大小小的雕塑，多数出自中国美术学院雕塑家之手。1963年，时任杭州市政协委员的美院雕塑家周轻鼎向当时杭州市园林局建议在孤山雕塑一组梅花鹿。他认为杭州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单有秀丽的湖山还不够，还需要艺术品来装点。1964年，栩栩如生的10头水泥仿花岗岩的“梅花鹿”雕塑出现在孤山，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孤山鹿苑”后来被毁坏，成了杭州城市的一段记忆。

　　以后的岁月里，潜移默化中有了变化，更有了进步。在今天老档案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艺专师生的身影：1949年5月12日，浙大、艺专等校同学慰问驻地解放军；1949年9月27日，迅速发展人民艺术艺专校委会成立；1949年9月27日，“风格的共性与个性——致友人书”（王朝闻）；1949年10月3日，庞薰琹发表《也谈国画的改造》……从建国伊始参与修复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释迦牟尼造像，到后来杭州的几轮城市改造，再到城市景观、城市色彩、南宋御街、地铁等多次整体改造规划中，一直有着美院人的身影……这些艺术实践，不仅影响着杭州、浙江，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