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父沈逸千（1908—1944）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其一生中的亮点颇多。

　　而今有人这样写道：“20世纪40年代早期兴起的‘西行写生’， 在中国美术界几成一波艺术运动，现在一些研究者评价它，是一个‘新现实主义的契机’。”（语见《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35期）

　　那么，当年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率先进行“西行写生”的呢？今知者甚少。其实，远在属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1932年，我祖父作为当时由陇海铁路局组织的“陕西实业考察团”中独一无二的画家，他凭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开始了今人所谓“西行写生”的破冰之旅。沿途考察、写生之后，他发出了“开发西北，移植边陲，与收复东北，其重要无分其轩轾”之兴叹。嗣后，他一发而不可收，于国破山河在的情况下，以炽烈的爱国热情，不辞辛劳地逐一深入内蒙草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乃至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从而为那时停滞不前的中国画坛开拓出一条新路。因此，他已被追溯为“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的领头羊”。（语见《艺术中国》2010年第2期）

　　而他的战地写生也是当时我国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个范例。在抗日的烽火中，他舍小家而为国家，不顾弹雨和硝烟，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在前方抢救下血淋淋斗争的史料，带回给后方民众看，他是用他的画笔来联系了前方与后方的。”（茅盾语，摘自《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五集中之《对逸千画展的感想》一文）

　　2010年，天津的潘振戎先生在网上贴图并发问：“我们珍藏着一帧沈逸千先生1941年为我父亲潘立言作的画像。抗日战争时期，家父潘立言在湖北老河口等地，供职于第五战区军需部辖下会计处及被服厂工作。什么因由？”笔者见后，即予以应答：“当时，我祖父沈逸千是战地写生队队长，曾赴李宗仁将军所在的第五战区老河口实地写生。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此作系真迹，颇有纪念意义，值得收藏。”潘先生则回复道：“前不久假旅游之途，我到鲁南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拜谒，今又欣逢日寇降服纪念日，数日间，一场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胜利史激荡胸中，壮哉！我中华民族！日前，您对我们收藏的沈逸千先生所作画像的精到鉴评，令我们倍受感动！”我想：从此以后，潘先生一家在追忆先人的戎马生涯时，也铭记住了这位已故画家的英名。

　　今年是我祖父冥诞105周年，随文附图乃是其昔日《大公报》同事赵望云先生于重庆为他画的像，在此一并发表，以示祭奠，并飨《美术报》的广大读者。

　　癸已年中秋节前夕于沪上平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