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庵是私营张同泰药店的最后一位主人。当他尚在襁褓之中时，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杨氏18岁嫁入张家，24岁守寡，育有二女一男。精明强干的杨氏，将药店经营达于鼎盛。母亲去世后，张鲁庵特请老师赵叔儒撰写匾额“望云草堂”4个大字，并在大字后面用小字注释：望云是怀念母亲之意。从此，“望云草堂”匾额悬挂在他的书房里。

　　在慈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张鲁庵，却是一个不会经商的读书人。他一生工诗文，嗜篆刻，尤喜收藏。把大部分精力、财力都用在自己的喜好上。甚至为了购买一部《十钟山房印举》，花去1000银元；一部仅两册的《吴让之印存》，花去200银元；一方邓石如五面印，花去300银元。民国时期的银元是什么概念呢？据载，1929年到1933年间，一银元就能买七八十斤大米，那时，一个县长的月薪仅有20银元。

　　张鲁庵当年用在收藏印谱、印章上的银元一共有多少，现无法统计，就连他的子孙也难以说清楚。经过日积月累的收藏，张鲁庵所藏印谱已多达400余部，历代印章达1500余方。在张鲁庵的收藏达到顶峰的那一刻，他在杭州的益元参总店、上海的益元参分店，却因其经营不善，相继倒闭。从那时起，他只能依靠张同泰药店每年的红利维持一家的生活。

　　1962年1月，江南最阴冷潮湿的季节，室外寒冽的北风夹杂着雨雪，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地下着。住在上海余姚路上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里的张鲁庵，正强忍着病痛的折磨。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与肺结核并发症，每到冬天病情就会加重，这年冬天似乎更加严重，他预感来日无多。回想自己一生的收藏，觉得应该有个放心的归宿，因为儿女都长大成人，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儿女不会要求、自己也不会让这批藏品私有。想到这里，他用已经不听指挥的手，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临终遗言：“我所存印谱是名贵，我国最完全就这一部，而我藏印亦是很好的东西，我意事（思）……印谱、图章均交西泠印社。”

　　3个月后，张鲁庵终因肺癌辞世，他的夫人叶宝琴遵照遗嘱，“将其平生珍藏的历代印谱、孤本凡433种近2000册，秦汉铜印及历代名家刻印珍品1525方，全部捐献给国家，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一分微薄的力量”，并在捐献书上还特别提出“建议杭州西泠印社妥为保管”。

　　为表彰张鲁庵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西泠印社决定在“静逸别墅” 内专辟一室用来存放张鲁庵先生捐献的藏品，室名延用张鲁庵先生的斋号“望云草堂”，时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为此挥笔题额“望云草堂”。

　　张鲁庵（1901—1962），字炎夫，号幼蕉，浙江慈溪人。杭州张同泰药店的第五代传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1962年逝世后，其妻叶宝琴根据遗嘱，将其身前广收博集的历代名家印谱433部、历代印章1525方悉数捐给西泠印社。这是西泠印社创始以来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一笔文化遗产，其中大多属国家一、二、三级文物藏品和孤本、善本。为此，西泠印社曾在“静逸别墅”内专辟一室存放，室名延用张鲁庵斋号“望云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