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籍其实是浙江东阳。儿时的记忆还很深，祖父经常一手抱着我，一手在洁白的宣纸上点画着他的山水和花鸟。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祖父是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科班出身的中国画画家。父亲也继承祖业，是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应用美术系毕业的设计师，毕业后从事过电影美术、舞台美术、室内设计及商标、包装设计等等，他是一位多面手，一位兢兢业业的美术设计师。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的“神笔”，从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年，当我考入父亲曾经就读的母校学习时，那种激动的、百感交集的心情是无法描绘的。因为当时，祖父和父亲都已离开了人世。

　　1982年我获得了浙江美术学院染织专业的学士学位。1986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的经历，改变了我的艺术道路，我找到了可以为之付出一生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万曼（马林·瓦尔班诺夫），一位曾经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现代壁挂艺术变革的资深艺术家，带着一种从手工艺走向艺术创造的现代纤维艺术和20世纪西方当代艺术的启示，来到我的身边，在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万曼壁挂研究所”，我有幸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懒散的日子里，功课很少，甚至停课，我学会了织棒针毛衣，用“玻璃丝”编蝴蝶、青蛙，在书包上绣“为人民服务”，以及为家人春节来临时的新棉袄罩衫手工翘边。这些“爱好”也成为我在考大学时选择专业的心理基础。而万曼带来的纤维艺术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彻底地征服了。

　　当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能够与她从事与追求的事业、理想合二为一的时候，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就是这个最幸福的人！我为之兴奋、激动，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在当时还并不被人们理解、在美术界也没有任何归属的“边缘艺术”的创作中去了。

　　当我在木框上拉起第一根经线时，线已被情所牵。当时对编织艺术的那样一种饥渴，至今仍记忆犹新。跟随万曼3年的学习、创作，使我对编织艺术的技艺与创作形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把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使我对软雕塑这一根植于东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整个欧美国家的新的艺术门类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这个时期，奠定了我的艺术创作道路。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纤维质材料的那份特殊的情感被激发了出来。1968年10月，我随母亲下放到江西的农村，落脚在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庄——古连石，那年我13岁。我去了离家两站火车路程的老县城中学读书，每周回家就在山坡、田间行走，在有牛儿吃着草的坡地上休憩，将小草视为同病相怜的对象。帮助母亲在分得的两分地上种菜：西红柿、豌豆、长豇豆、蚕豆、青菜、茼蒿菜、大白菜，帮助母亲在后山的松林里拾松果、捡干枝。虽然条件艰苦，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灶台柴炊的味道，山野烧荒的熏烟，松林、竹林、田埂、山冈在我年少的记忆中被那样强烈地保留了下来。也许从那时起，我就习惯于把情感和这些无声的花草树木融合在一起。

　　纤维质的材料中蕴藏着自然植物的生命特点，又蓄满人与自然合用的意愿。无论是那些充满纤维状的麻线，还是富于弹性的棉线，无论是洁白的纸浆，还是柔韧的竹篾，都体现着这种生命的涌动和亲近。整个90年代，我沉浸在这些纤维质的线性构架中：纤维的绵延，线的伸展；空间被网状所布满，分割成一层层透叠的网眼，纸卷被植入其中；薄膜般的纸浆将线的轨迹包藏起来，作茧一般的意味包裹了周遭。棉线、竹篾、宣纸、纸浆，几种不同的材料有机地生成为一体，奇特地糅和成生命的晶体，这种新的生成形态又以不同的形式繁衍和延展。

　　这些作品的生成形态呈现着相当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是指单纯、简易的劳作与生成形态之间那种轻松的关系，也包含了对作品总体状态上的朦胧的期待。我让这些洁白的制品始终处在一种不断生长叠加的状态之中，纤柔的单体在不断的延展中渐渐融合成如巢、如茧、如穴般的群体，这些制品是否暗示着一种生命的母腹，我不得而知。但是当这些群体与地面、与草甸、与树木、与阳光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为这种自然的生命之诗所感动。

　　当我第一天用上宣纸纸浆后，就再也没有放弃过它。纸浆洁白纯净，寓丰富的变化于单纯之中。纸浆中含有竹、麻纤维，潜藏着坚韧的性格。当纸浆以一种充实的形态呈现时，在柔性的白色外表下，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韧”，正是这种既柔又韧的特性包蕴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心理。这种柔韧性也是我得以“在”其中的生命本质。

　　我在网状结构神秘空间的诱惑中，走过了10年。进入新千年之后，我在对材料研究的同时开始关注材料的文化性及其生命的体察。植物的生命力和草根性，宣纸纸浆的柔韧性和文化品质，都成为我创作的重要素材。纤维不仅仅成为一种材料，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眼光，一种文化的类，一种生活的姿态和体验，一份无所不在的感受和关怀。于是，它是日影苔迹，是假山石门，是斑驳的老墙，是时隐时现的岁月流痕。那白，仿佛是一种空无，洁白中唯存一份时光的留影，也是我们诗意地栖居的追溯和叩问。创作的过程渐渐演化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流露。

　　2009年到2012年，我完成了《本草纲目》系列的创作。它可能源于我在那之前连续服用了整整两年的中药。那段经历使我对中药医术产生好感，并渐渐认识和了解了一些中药的常识和名称。但中医们对中医发展的叹息和无奈也引起了我的关注。某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将中华文明的医药宝典在我的艺术中呈现出来。我用干枯的植物和纸浆结合，塑造了一批仿佛被岁月尘封了的化石般的“本草纲目”，其意仍在追念那份草木幽深的诗性和渐渐远去的赞美。

　　回溯可以是对过去的一种缅怀与尊敬，也可以是对当下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可以是对不同文化相交织的关注与深掘，也可以是对明日的探索与追寻。我仍将以质朴的技术、繁复的劳作、潜心的意念、平和的心态，来继续我的创作之路。

　　201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