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晚期通往21世纪极为复杂的艺术变革的过程中，许多艺术家在观念上弄潮，在形态上创新，在媒介上实验，构成了中国艺术走向当代的整体图景，其中就有施慧的身影，但她的特点或她给人的形象不仅仅是作昙花一现的表现，而是在整个动态的艺术过程中建立起自己准确的表达，走出了一条在当代艺术中确立自我方式的道路。艺术上的成熟对于中国艺术家形象和中国艺术的形象两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往往由于对“文化解构”价值的迷恋和对“时尚语言”的推崇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艺术上的成熟不是对自己的重复，而是用自己的艺术应对文化变革和演进的现实，体现中国艺术自身的优势。在许多年来国内的重要展览中，施慧几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艺术家，她不断受邀参加重要的国际性展览，总是能够自如地应付支撑各种艺术生活的文化条件，也不断在每一次展览中拿出让人眼光为之一新的作品，更是证明了她作为中国艺术家和当代艺术家存在的价值。

　　施慧在艺术上的“身份”今天似乎已经可以很清晰地得到认识。作为女艺术家，她的女性意识在她所选择的材料媒介上和编织这种方式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范景中先生和徐虹女士对她在编织过程中所贯注的手工性劳作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参见《朴素之诗——施慧作品集》）。的确，施慧从一开始选择了白色的中国宣纸作为主要媒介之后，就再也没有放弃，足可见她对于这种媒介的钟爱，而这种钟爱的后面，显然既是对媒介与自己心灵默契的那种特殊属性的体认，也是对中国传统媒介在当代艺术的价值转换的信念。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在中国艺术被西方的媒介种类和媒介经验普遍笼罩的时代，中国艺术家对媒介的认识和选择本身，就是考量文化认知的一个尺度。在这方面，施慧无疑是一个清醒者。同样，她在编织的过程中渗透的巨大劳动，也足以展现一位女艺术家的敏感性情和坚韧品质，而除此之外，她将编织的过程作为经验的流程，则可以称为一种“后现代的万物有灵论”的图像演绎。在这个过程中，“心灵经验”不仅仅是对现实事物的反应，而且是一种自由的自觉，在驾驭外在之物的过程中也就实现着对自我内在的理解。施慧的许多作品严格来说并不提供明确的意涵，它们只提供观者去体验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女性“身份”在内涵上是明显的，在感觉上则是隐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