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是由一批秉承西方艺术文脉且具有国际文化视野的中国美术批评家自发组织的一年一度的民间学术会议，其宗旨是：“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学术建设”。今年9月份，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属性及其价值标准”为主题的第七届“批评家年会”如期举行。自2007年创办以来，每一届“年会”都试图辨明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并积极为中国当代艺术把脉，乃至“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与价值标准的确立”做出贡献。

　　然而，“批评家年会”究竟是如何探讨当代艺术的？在“年会”的批评家眼里，当代艺术又是什么？

　　听一听各位批评家的发言，就可以发现，尽管有像管郁达对“六年来都在讨论当代艺术标准的话题”的质疑和孙振华提出“艺术批评不应该停留在观念的碰撞、讨论和争辩”，以及栗宪庭对“当代艺术程式化和样式化”的忧虑等一些有价值的发问和思考，但大多数的发言都局限于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叙述。或主观武断，或人云亦云，虽然似乎都能自圆其说，但缺乏现实意义，也有一些发言看似颇具客观的针对性，实质上则是站在各自“小圈子”利益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讨论学术。

　　“年会”批评家们相同的理论家身份、相似的西方知识背景、相近的研究思路和学术目标，形成了一个观念相对统一的批评格局和同类型的看法。其批评的理论依据基本上依赖西方现代绘画、后现代艺术和当下前卫艺术的理论体系，强调全球化语境，注重国际话语权，甚至以否定中国传统美学为思考起点，忽视地域性的重要意义。在所谓的普世性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下，中国当代艺术被简单地定性为西方式的视觉艺术，注重视觉的感官效果，中国传统美学表达心境的主张完全遭到抛弃，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等西方当下流行的艺术样式和方法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范本。在这种概念下，中国当代艺术便特指为被西方艺术舞台（如威尼斯双年展）所接纳的“当代艺术”、发生于画家村和艺术区（如宋庄、798等）的“当代艺术”，以及经过西式改造的“中国画”（如现代水墨）等等。尽管“年会”上的某些批评家也思考所谓的中国性，但那不过是在遵守以西方艺术观念为主体的前提下，附上一个中国标签，即所谓的中国元素，以显示国际身份。

　　这种从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的逻辑推导出来的附和式的当代艺术观念无疑是片面的、有局限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性的实质又是什么？当代艺术应该是在一个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艺术现象，与当地文化背景有重要的关联性，与当地的艺术历史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与当地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谓当代性，一是指应当具有当代的思维，二是指必须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和文化境遇。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现场不仅包括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和几个狭小的“当代艺术”实验区，更应当包括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国土。在同一的文化背景下，在相似的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社会演变中，不同的地域生活和习俗造就了千变万化的艺术现场，这才是当代艺术的大舞台。无论是否以当代艺术之名，或是否以西方当代艺术流行之形式进行创作，只要艺术家具有当代意识，又敢于直面中国当下所遭遇的现实问题，都应当属于中国当代艺术。

　　然而，“年会”的批评家却仅仅对形式单一的“小圈子”的当代艺术发生兴趣，而纷纷绕开正在发生的丰富多样而具有不可预见性的活生生的美术现实，绕开艺术的实质和问题的核心，不去深入考察当代美术生态和当下的艺术机制，不去细致了解在延续计划经济思维的美术体制下，艺术家个体还处在怎样一种僵化的艺术思维和尴尬的创作处境之中，不去思考如何将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当代性的转换。这种缺乏深入田野的当代艺术研究，缺少来自当代艺术实践者的声音，尤其缺少来自那些默默探究中国传统审美，又不排斥西方当代艺术的新成果，并立足当代现实的当代艺术家的声音，其结果往往无疾而终。

　　批评家只有打破这种狭隘的当代艺术概念，走出书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入浩瀚的中国当代美术现实，以一个普普通通研究者的身份去剖析中国美术当代性演进的现状和存在的种种弊端，然后对照西方当代艺术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才能从中发现实质性的问题，并得出有价值的学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