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幼喜画。20岁弄笔墨，至今以国画面世人，二十有五载。其间临古迹、摹自然，废纸三千，能成其画者，余不敢言，但内心深感，作画已占去余生命之大部。寻觅闲靜，安抚心灵，此画册80幅小品之由来正源于此。

　　绘画乃闲情逸致之抒发，笔墨确乎娱人娱己。若仅以娱人娱己为易事，若欲明事理，通阴阳，美教化，助人伦，则难矣！

　　然作画愈久，困惑愈深。长年累月，笔墨技法之娴熟，精神思想之空乏，知与情，形与神，矛盾相戈……

　　余靜心独悟，反省自身，洞见深浅，深知作画并非单纯自娱，而重在明理。宋苏东坡，文政一身，政见不群，阅历卓然，坎坷多难。其绘事真识多见，其书法敦厚俊逸，其诗文浩然正气，凛凛然大丈夫也。唐颜鲁公，刚正不阿，心正行端，性情奔放。其书法度森严，厚重雄強，端正平整，大气磅礴，雄秀独出。余每读其《祭侄文稿》，常淚涌双目，盖气之所致也。东坡曾言，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清郑板桥，勤谨从政，同情于民，其纸上之竹，自然流露，清新可爱，挺拔不屈，后人谓之“胸中之竹”也。上述诸家，其作品之容量、广度、深度，非止于娱人娱己笔墨之目的，乃关乎民族之思想、文化、意识、情感之承载。

　　故画技並非最紧要事，只有“肤浅庸俗之流，徒知悦目为美，工细为上”。（傅雷）

　　绘事，笔墨趣味？人生境界？作画20余年，常为此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如此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所幸其间未辍读书，虽偏重画理画论，未得博览群籍，亦免于随俗浅薄，画不盲目，想不空想，幸甚、幸甚。然人生之问题，烦闷不解。东西文化比较之问题，百人千面，公婆殊理，杂乱无章，遂走入中国之哲学。

　　孔子之大，在于仁乐合一，道艺穷极，善美谐和。庄子之大，在于大美不言，大巧若拙，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故求气韵、意境、境界之中国画，何止笔墨之趣哉！

　　中国绘画，体现气韵，乃越线条之上而求精神之意境。清人华翼纶《画说》云“画无精神，非但当时不足以动目，抑且不能历久。而精神在浓处，尤在淡处。”凡画，气韵皆游于心。气韵乃画者人格之修养与再现。三日不动笔，尚可敷衍，“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黄庭坚）

　　余常想，为人一生，異于鸟兽一生。作画虽应有“功名于我如浮云”之心态，然心底时常涌出人生之箴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显”。以清高名世，终不离“名声”二字。欧阳脩，王安石，苏东坡，心居清高，名流青史。赵孟頫仕元，希冀于将自己之学识用之于国，亦如此也。若言文人书画之功利所在，恐在於此，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其身体现社会之价值。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因其已然而将然未然，逆而知之，非能识远虑者不能。颜鲁公，苏东坡，赵孟頫，黄宾虹，徐悲鸿，皆为后者之人杰，知事变穷达之理。人又曰：燮理阴阳，为良相事；政事如此，绘事亦不例外。

　　余何时写出令人肃然起敬之作，与古人相言相依肩，以图画留予后人，忧郁侵蚀余心怀，力量驱使余进取。余坚信，于绘画，于明理，于人生，漫漫远兮之求索，终将恍然有悟，明阴阳之灿然有变。至于本画集八十余幅小作，笔迹随心，略晓阴阳，只期许同道共享，以安抚心灵为盼！

　　刘万鸣于北京

　　癸巳九月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