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闻名，“号天下繁侈”，其作为交通枢纽与商贸重镇，依舟楫之便，得人文之盛，历史文化积淀十分雄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兴盛和艺术的活跃。如公、私诗文雅集频繁举行，园林馆阁的竞相建造，古董字画的汇集搜罗，书籍碑帖的刻版印刷等，皆因得到地方官吏的提倡和富商大贾的支持而愈加兴盛。富商大贾在满足自己奢侈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尤其对书画等艺术品不惜重金来搜求。受此风流影响，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书画等艺术品的大量需求，吸引大量的书画家和艺人云集扬州，所谓“扬州八怪”便是其中优秀书画家的代表。

　　康、乾时期，扬州八怪等一批书画家不满当时画坛的泥古仿古之风，拒绝主流画派的影响，继承了明代陈淳、徐渭及清初石涛、八大山人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以泼墨写意花鸟画为主，诗、书、画、印融会贯通，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形式，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使书画艺术绽放出崭新的面貌和精神。对近代写意花卉画的意趣和技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以金农、郑燮为代表的扬州八怪，将绘画、书法从意境内容到笔墨技巧突破传统的美丑界限，横涂竖抹，一片水墨，寥寥数笔，表现出了“画草芳菲、以书寄情”的特点，水墨大写意历来被认为是最高雅的“四君子”，创意自在心中，使中国画的创作达到了最大程度的量化成品，却不失情趣雅致，何尝不是中国画商品化进程中快速融入最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极佳形式。

　　金农，他算得上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在诗、书、画、印、琴曲、鉴赏、收藏方面都堪称大家。金农作画，落笔便有一种清奇古拙的趣味，迥异世俗，山水、人物、佛像、花卉、蔬果，无所不入画，所以当他以卖画为生后，四方慕名前来求画的人很多。金农最初不以工书为念，书法造诣却有着高妙而独到的审美价值，成为“八怪”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的行书和隶书具有着风格规整，笔画沉厚朴实的特点。首创漆书，行笔时只折不转，像刷子刷漆一样，看起来粗俗简单，毫无章法，却具有磅礴的气势，可以看出画家是带有一种浓郁的清高之情在昭示自己的心声，形成浑然天成的韵味，正是后之书者推崇的风韵。

　　历朝历代，花鸟画是中国画中的一支奇葩，在世界画坛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以一切自然环境为表现范畴。一般说来，清代的文人花鸟画格局继承了中国文人画“写意”的精神，以笔墨表达主体特定的情感为原则，这种情感又要恰如其分地表达花卉、鸟虫、鱼虾等生物内在生命活力的波动，所以笔墨的情感性作为花鸟类生命之气的变化多端、精妙之际的情感表现。如郑燮的《兰竹石图轴》。这种情感由于政治、商品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否认地把梅兰竹菊的文人绘画逐渐转换成商业性绘画，文人开始在关切民生、民俗、民情的基础上追求自娱自乐的绘画，传统题材之外的民俗元素入画，这在此时期之前是极为少见的。

　　清代中末期出现了大量讨好市民的吉庆题材，例如花开富贵、三阳开泰之类，李鱓曾以画入宫廷充当内廷供奉，因“才雄颇为世所忌”而被排挤出宫，后因触犯权贵而被罢官。之后，便往扬州卖画，他把各种各样的蔬果、盆花入画，使画面更加贴近生活。郑板桥说他“尤工兰竹”，所绘之兰，姿态纵横，笔墨随心，形态自然。他之后的虚谷、任伯年、赵之谦、吴昌硕也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高手，反映出文人们打通了传统的雅俗观，绘画的对象围绕着创作观念的变化而改变，由雅及俗，在服务对象上由文人、高官贵胄转向世人，生活化、民俗化进入到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笔情画意也渗入生活的各个方面。

　　“花言物语”是中国花鸟画文人情怀在清代中期的最好体现，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富商聚集，人文荟萃，各地画家纷至沓来，卖画献艺。虽然八怪并非八人，但这样的一批个性鲜明、画风各异的画家，接过石涛、八大山人的大旗，在画坛中特立独行，风格带着反传统的异端意义，摆脱社会风气自然形成的束缚，通过梅兰竹菊和泼墨写意，仿佛滚滚洪流中踏浪而去的弄潮儿，突破传统，冲破藩篱，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带着炽热的情感和深沉的思想，留给今之画人更多的反思氤氲。在现代的花鸟画创作中，笔墨当随时代，通过体察自然生命，借以抒发自我情感，并以此成为自身思想性的体现，从而构筑强大的艺术精神内涵，是当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状态下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