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雁荡寻幽·第十三回全国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在温州乐清开幕。　——编者按

　　现在提起“七十年代书家”来，大家都明白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书法家，更具体一点是出生于1970年至1979年的书法家。不过也有误会“七十年代书家”是指20世纪70年代出道而不是出生的书家，这个理解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准确地说，70年代出道的书家应该是40年代或50年代书家。

　　以年代来标志人与事在古代也有，不过情况不一样。古代以干支纪年，12年是一个小循环，60年是一个大循环，明清以来就有以干支记录事件的，比如甲申之变、甲午海战。但是这个记录的方式容易陷入循环，加上帝国时期的朝代和皇帝经常更换，就更增加了难度。近代以来改用公元纪年，使得以年代记录人与事变得容易多了。1870年代出生的人处在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交替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说，印象更深的还是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从这个意义来讲，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书家，是史上第一批“七十年代书家”。“七十年代书家”的独特性就此突出。

　　很显然， “七十年代书家”是就20世纪70年代的那10年而言的，他的着眼点是20世纪的100年。这样一来不仅20世纪每个10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而且历史上的每个100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如果从东汉算起，到现在大概经历了20个100年，那就有20批次某某年代的书家群体。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它是是可以扩大和再解释的。“七十年代书家”的称谓一出，我们观察书法史的角度顿时不同，或许这也是“七十年代书家”价值的一种吧。

　　我们先来看书圣。王羲之生于303年，是个“OO年代书家”。当然也有他生于320年的说法，那他就是20年代书家。颜真卿生于709年，也是个“OO年代书家”。20世纪很多的“OO年代书家”都是“七十年代书家”幼年的取法对象，比如沙孟海、白蕉。因此一说起“OO年代书家”，似乎就很有亲切感了，原来王羲之、颜真卿与沙孟海、白蕉是不同时代的同龄人。

　　历史上”七十年代书家”的阵容还是很强大的。我们列一个名单：韦诞(179)、卫铄(272)、羊欣(370)、张旭(675)、李邕(675)、柳公权(778)、杨凝式(873)、米友仁(1074)、黄伯思(1079)、揭奚斯(1274)、沈粲(1379)、文徵明(1470)、唐伯虎(1470)、张瑞图(1570)、包世臣(1775)、梁启超(1873)、于右任(1879)。把这个名单和上边列举的历代某某年代书家作个比较，好像并不逊色。实际上，唐代的“七十年代书家”和宋代“七十年代书家”，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唐代“以书取士”，书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宋代“趣时贵书”，书家个性得到充分伸展，两者的基本生长环境就有很大区别。即使同为唐代“七十年代书家”的张旭和柳公权也处境不同。张旭在笔法传授的上游，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而柳公权已经是下游，只能离开书法去讨论心正和笔正的关系问题了。

　　时间是最符合相对论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一方面，70年代只是一瞬，甚至“七十年代书家”的生命也只是一瞬，无论子在川上怎么曰，时间总是不会再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时间就是一个概念。另一方面，70年代又具有永恒性，无论有多少的7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70年代终究不是他们那些人的70年代。如何善待我们的70年代，让它结实一些，丰富一些，总是我们这些人所要关心的问题。虽然将历史上的“七十年代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张彦远说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有的时候信马由缰地胡乱想去，也是人生乐趣。况且这种想象并非全无基础，也并非始终“无益”。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我们会惭愧吗?他们会骄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