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伯敏先生执教60周年纪念日，在此陈列的日课资料体现了他漫长的艺术研究与实践的勤奋轨迹，构成了中国美术学院85周年院庆活动中的一个景观，给予我们以启示。

　　绘画史与社会、历史各方面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这种联系多么紧密、多么复杂，它自有独特的智性与美学内涵，即具有其外在环境无法说明的内部特性。因此，艺术史研究必须综合人文探究与创作或审美体验方能圆满进行。中西的古代画史画论，大多出自能画者之笔，如谢赫的《古画品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如琴尼尼·切尼尼的《艺匠手册》、阿尔贝蒂的《绘画论》，这些中西绘画史的奠基之著均将艺术的社会、智力和美学功能加以综合考虑，并旨在为创作指南。19世纪以来，人们注意到艺术有助于揭示其他学科无法说明的社会历史事实，于是图像研究进入了大学的课程，艺术史率先在德语国家形成专门学科，逐渐扩散至全球。艺术史成为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这丰富了人文研究。至20世纪，艺术史理论异彩纷呈，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这无疑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理解艺术赖以产生的广阔背景，然而，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当代的艺术史研究倾向于囊括一切而忽视艺术本身。

　　以大学人文教育为宗旨的艺术史于20世纪初进入我国。如姜丹书所撰的《美术史》，初版于1917年9月，就是受当时教育部委托而编写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此后，陈师曾、郑昶、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刘海粟、傅抱石、倪贻德、丰子恺等等都有美术史专著问世，从所列作者可见，美术史的撰述虽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新的写作模式，但依然保持我国画家论画史的优秀传统。画家论画重品评、重技法，这是现代艺术史研究容易忽略的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艺术史论研究放在专业美术院校而非一般大学，其目的是紧密配合专业教学，为培养艺术家服务，这就限定了艺术史研究和教学必须围绕古代画论所重视的鉴赏品评而展开，换言之，尤重对绘画作品的研究。王伯敏先生的研究与教学活动，就在这一体系内进行，他在卷轴书画、文人画论、美术通史、版画史、民间艺术史、地域美术史领域均作了奠基性研究，而其探究视域与他长期的绘画实践不可分割。这点在当代艺术史论研究中更觉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效仿。

　　王伯敏先生起初学画，曾受黄宾虹等前辈指点。后虽专门从事美术史研究，但却从未放弃绘画实践，尤擅长山水画，继承文人画的水墨表现效果，抒发个人的山水情怀。他还勤于写诗，将画史研究、绘画实践与诗词创作互为支撑，融会贯通，以完善人格修养。他的全面源于其谦逊与勤奋敬业的精神，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画画的人”。读书作画是他每日必修之功，所以称为“日课”。如其所说，“半个多世纪，书剑长随。要求自己做个读书人。要做读书人，务必多读书，多行路。作为画画的人，还要师造化，不乏内营丘壑之功。对此，我只能说自己向这方面努力着。”谦卑之心溢于言表。王伯敏先生执教半个多世纪，桃李满天下。他是我国美术史论领域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为我国的美术史教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此获多项国家荣誉，如国务院授予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荣誉称号，中国美术家协会为其颁发“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证书等。

　　王伯敏教授已年届90高龄，依旧笔耕不辍，其日课展的内容凝聚了一生之思考，从中使我们分享一位德高望重的绘画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态。同时，它也是一份未来研究的宝贵资料。这种集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为一体的做法，应当是我们艺术人文学院的一个优良传统。当初将史论系建制为学院时，我坚持要以“艺术”二字限定“人文学院”，心中即揣着这样的一个考虑：对于艺术本身缺乏一定的体验，艺术的研究就会失去灵魂，因为不理解研究对象，艺术研究不可能深化。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王伯敏先生为我们树立了范式。值此机会，谨祝他学术研究与绘画实践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也会加倍努力，不辜负前辈的成就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