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讯 记者 姚璞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址，横跨10个朝代、1000多年历史的492个存有壁画的洞窟里，现在仅有30多个对外开放，每位游客每次只能参观其中的10个，参观还要提前预约。随着本次展览的开幕，浙江的观众在西湖边的浙江美术馆就可以一观敦煌艺术的壮美。

　　美术馆从序厅开始，就被全封闭包裹起来，打造成一座石窟的模样，莫高窟第158窟的著名的卧佛复制品，长达13.6米，高5米，以5:4的比例陈列在中央大厅里。除了中央大厅第158窟的卧佛，这次展览还将展出敦煌自魏晋南北朝到元代最具代表性的6个复原洞窟，包括建于1500多年前的北凉时代、莫高窟现存最早洞窟之一的第275窟，西魏时期的第249窟；莫高窟最重要的初唐洞窟之一第220窟，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以及元代的第3窟。此外，还有榆林窟第29窟，这是榆林窟西夏元素最浓郁的洞窟，为西夏晚期的成熟之作，位于榆林窟东崖北端的上层。这些洞窟，在敦煌本地都甚少对游客开放，在此次展览中它们将以原比例复制，让观众零距离欣赏到它们的辉煌样貌。

　　藏经洞的珍贵文献露面

　　藏经洞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在一间面积较大编号16号洞窟的甬道北壁，这间约7.8平方米，高0.5米的小洞窟开凿于唐代（公元851～867年）。大约在11世纪中叶，为躲避战乱，莫高窟三界寺的僧人，将该寺收藏多年的珍贵经典、文书、法器、绘画等秘藏在这间斗室，又砌墙封闭窟门，在壁面上重新绘制壁画，密室从此被尘封了近800年。1900年6月22日，在荒凉的莫高窟，王道士和工人意外发现了这间小小的密室，室内堆满经卷、文书、法器等各类文物。藏经洞的文物跨越公元4世纪至11世纪，总计约5万余件。这些来自丝绸之路的中世纪珍宝，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社会面貌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数据，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在展览中，来自藏经洞的10卷经文和出土于敦煌的花砖文物等真迹，还有25幅藏经洞绢纸画临摹复制品都与观众见面。

　　敦煌的保护

　　1935年秋，留法油画家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他十分惊奇，经人指点，他进了离书摊不远的巴黎吉美博物馆，在里面他看到了大量伯希和从敦煌盗劫的文献、画卷等稀世珍宝，由此常书鸿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常书鸿归国后不到一年，抗战全面爆发。

　　在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中，194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留学法国归来的油画家常书鸿任首任所长，延聘一些画家和学者，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走上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漫长而艰巨的道路。它标志着莫高窟结束了长期无人管理及屡遭破坏的历史，开始了对石窟的初步保护。

　　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先后有许多有志青年，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开展了有限的石窟保护、整理、维修、研究工作，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20世纪40年代末，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沙漠戈壁中的莫高窟，加入到临摹壁画、彩塑和研究石窟艺术的行列。他们肩负着责任和使命，默默无闻，辛勤耕耘，推动着民族文化的传播和石窟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经历了60多个难以忘怀的春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主要进行了工程地质与环境调查；环境监测及环境质量评价；用新技术、新材料加固石窟；综合性防治风沙；研究壁画彩塑病害机理、修复材料及工艺并进行修复；研究应用计算机数字化信息技术，对珍贵的壁画资料进行高保真、永久的保存；随着日益剧增的参观者对洞窟壁画带来的危害，研究洞窟游客最大承载量；采用计算机技术建立石窟文物档案、工程档案和保护修复档案；全面进行国内、国际合作保护莫高窟石窟文物；同时进行土建筑遗址和石质文物保护加固研究等。此次展览中，观众就可以在展厅通过这些逼真的复原技术现场感受敦煌艺术的魅力。

　　一座艺术的圣地

　　敦煌石窟艺术是现代中国美术家心目中的“圣地”。敦煌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观的发展、美术语言的探索、美术创作的推进都提供了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经验。张大千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形成独具特色的画风，影响遍及海内外。他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专业画家，携家人弟子于1941年春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力，临摹了276幅壁画。同时，张大千对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的内容、多少、大小均作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创立了中国艺坛上的“敦煌画学”。

　　为配合敦煌大展，主办方同期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展”，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白描作品60件。这些作品在浙江展出，让我们得以藉此深层次地延伸解读敦煌艺术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了解张大千的敦煌艺术成就意义深远；现场展出的历代敦煌临摹艺术家的成果，包括常书鸿、史苇湘、常沙娜、段文杰等艺术家的壁画临摹作品59幅，将观众一下带入到当年那些艺术家扎根敦煌的艰苦岁月中；另一个“赋彩新颜——敦煌岩彩画展”展出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工作者新创作的68件岩彩画作品，“岩彩”这一古老而质朴的材料，在敦煌研究院的几代艺术家那里沿用下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浙江敦煌学研究成绩斐然

　　浙江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敦煌学的开山人物罗振玉、王国维，到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再到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浙江涌现出了大量敦煌学研究人才。初始以王国维与罗振玉为代表，重点对经史子集类写本的刊布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贺昌群将敦煌研究扩展到了艺术上；40年代，常书鸿、史岩等从临摹入手，开始对敦煌雕塑、壁画的内容及艺术表现方式进行研究；50年代，浙江敦煌学者出版了大批专著，中国敦煌学研究迎来高潮；80年代，姜亮夫《敦煌学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敦煌学研究的重新兴起；1990年起，浙江敦煌学研究形成了一支以张涌泉、黄征为代表的以中青年为主力的优秀队伍……此次正在10号展厅展出的“浙江敦煌学学者研究成果展”，将揭开这些研究成果的神秘面纱，也为参观者更加系统地了解敦煌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