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年画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式，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便签发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指示”一经发布，各地的文教机关和美术团体便开始组织新年画的创作、出版工作，李可染、叶浅予、刘继卣、程十发等一批其他画种的画家也投入其中，一时间新年画出版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年画的销售也异常的兴旺，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终于达到了最高峰。

　　每年4月，全国年画统一征订后，有关印刷厂便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满负荷运转。以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例：1982年版“九大元帅”的初印数为270万张，经添订后，印数达5300万张；《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初版45万张，添订数逾百万。1983年几种年画的初印数为：《五讲四美三热爱》10万套，《新二十四孝》18万套，《四化建设英雄谱》14.8万套，《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10万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初印数为20万张，添订数逾百万。1981年，因纸张供应发生困难，江西版年画中的《秋香》在山西22万张的订数只得削减成5万张，另一张《扈家庄》的全部订数则作废。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5种年画租型在山西印刷，以化解省内需求之迫切。这一消息漏露后，河北、内蒙古两省区要求供货258万张，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要求供货232万张，广东、湖北要求供货40万张。为此，租型方山西人民出版社与发货方山西省新华书店联合发文、开会，一再强调上述各省以前在“支援”山西年画时，是何等无私，并希望纸张供应、承印厂家克服困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通常的做法是，年历在元旦前两个月印刷完毕，年画则在春节前两个月印刷完毕。之后，10日内发货完毕。一般的县级新华书店年画品种须在500个左右方可应得了市场需求。而一种不算畅销的品种，也会有千个以上的新华书店订货。在12月—元旦—春节的销售旺季里，各级店农村供销社的厅堂中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年画，于是只得编号销售。营业员及临时抽调的工作人员更是加班加点，忙里忙外，有时甚至还得将买卖从厅堂扩至门外。

　　1979年，山西全省的图书销售为3300万元，而其中年画就占到了300万元。当时的供应量已达到了全省人均一张的水平。但此后不久，伴随挂历的悄然兴起，年画的销售便以每年下降10%—15%的速度逐年减少。仍以山西出版界为例，自1988年以来，年画征订小样虽年年推出，但因品种少，订数上不去，所以年年无法开印，各级新华书店目前多数已基本不再销售年画。与近年来挂历销售在新华书店普遍下降不同的是，年画销售的萎缩非竞争所致，自然淘汰规则在其间的作用不容忽视。

　　沙发画、装饰画是年画的进化，而挂历则是年画的演变。然而，就目前而言，年画仍有相当的城乡市场，这是由年画的历史发展及市场因素决定的。沙发画、挂历等毕竟价格昂贵，非多数农户家庭所能承受，更主要的是年画的表现内容近千年来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它所表达的心态是其他品种无法替代的。

年画市场萎缩的原因

　　除自然淘汰这一基本要素外，年画的萎缩尚有他因。

　　过去，年画在农家还起着裱糊墙壁的作用，因此，购买者往往以捆量计进。现在，多数农村已新舍幢幢，年画的这种作用正在退却，所以，买者往往择优精购，三五张了之。新舍的出现，既反映出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变，也带来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审美观的变化，与时代潮流合拍是其特点。

　　家具摆设的趋高变化使可供中堂、四屏张挂的墙面愈来愈少。再者，过去屋门院门多为双扇式，而今人们正逐步接受简便安全的单式门，于是，销售量很大的门神画也失去了市场。

　　旧挂历拆卸后分贴屋中，尺幅整齐划一，质量且高，这也是造成年画购买下降的原因之一。

　　赠画单位增多。工商、银行、民政等部门的赠画量增大，这些年画性质的宣传品也抵消了一部分购买。

　　非法出版物充斥市场。从山西市场看，自1988年始，一些个体画贩便从义乌、石家庄等地大量贩进塑料薄膜年历画。这些年画虽说选题下乘，套印失准，但因其论斤而沽，所以倾销时便宜得惊人。年画市场十之八九为其所据。自1990年起，画贩们又开始经营高档轴画。他们从印刷厂购得残次品后，自配轴杆，其特点也是惊人便宜。这一迹象的出现，已使声誉甚佳的天津杨柳青年画社失去了许多订单。

　　在这股冲击波下，近年来许多书店的年画销量也积压额相近，因无利可图而不得不退出这一角逐。而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年画的定价偏高，影响了正常购买。与此同时，个体画摊批零兼营，成交灵活。从品种质量上看，有关出版社多热衷于盈利大的挂历、巨幅摄影装饰画的出版，而忽视了年画的选题，致使其多年一贯制，缺少更新活力，缺少风格特色。内蒙古、吉林、山西、河北等昔日年画出产大省（区），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如今已不出或少出年画了。由于各专业出版单位的注意力已不在年画身上，所以年画的选题优化及其更新速度远不及挂历、装饰画。传统的福禄寿禧、三阳开泰、望子成龙、平升三级、丹凤朝阳等趋吉祥心理的题材，虽已为大众所接受，但从另一角度讲，又束约了自身的发展。再者，创作人员单纯注重“艺术效果”，不考虑风俗习惯。如近年来屡见的庙宇神像内容的年画，艺术、印刷效果均属上乘，但那是神圣之所在，回避为是，何况是大过年的。

　　此外，价格涨势过猛，使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市场。涨幅大致在10%—15%间，恰与其印数的递减成正比，各种因素，绝非巧合。

改变年画发展现状的几点设想

　　业内人士面对大势已去的年画出版销售，无不扼腕叹息，同时，集思广益，也探讨出了一些制止其进一步萎缩的设想。

　　首先是扶植发展几家历史悠久、影响重大的专业出版机构，在选题上力求精致，融艺术性、群众性为一体；在税收等方面，国家应对其予以适度倾斜。

　　再者培养一支专业的年画画家队伍。长期以来，美术界有“三不画”之说，即年画不画，连环画不画、幻灯不画。改变这一现状的途径，一则转换观念，二则提高稿酬，三则恢复年画全国性的展览、评奖，使其能为之产生成就感。原定于1999年元旦举行的全国第六届年画展，终于在2001年上半年举行了。展览因陈列展出了清末以来杨柳青等地民间木版年画原作，反冲淡了“繁荣新年画创作”的展览主题，但毕竟还是为年画创作及年画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成就、展示自我的机会。同时，展出作品的质量也反映出了年画的现状，显现出了此后一段时期年画出版的走势。

　　新华书店的年画销售较之教材、图书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县以下基层店和少数供销社仍有不多的销量，处于扔掉可惜，保留却“费人、耗时、占地方”，但还有社会效益的尴尬状况。年画作为群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故提高销售店的认识，增强其责任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所在。近年来，在年画销售方面，各地新华书店也采取了一些促销办法。

　　年画的时效性一般不很强，其在三四年内看不出题材、印刷质量上的变化，所以，业务人员对积压的担心可小些。但其预约预定性差，只能靠进货者科学的预测和丰富的经验。

　　另外，在丰富品种的同时，还可选造多功能的异质年画，吸引包括城市人在内的读者购买。毛巾年画、布质年画、磁盘年画的尝试均起到了好的效果，更主要的是为年画的发展提供了好的思路。武汉毛巾厂于1992年曾出过毛巾挂历和年历；同年，江苏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布质年画。还需改进包装，提高发运质量。中堂、条屏由于价格高，历年来一直利用盒装发运。其实，时下年画的价格也涨到了足以使费用能负担起盒式包装的水平了。利用盒装，几道中转也不易损坏，可减少消耗；从另一方面减少了费用，提高了订货人员的信心，值得提倡。

　　打击非法出版物，提高版权意识也十分必要。打击非法出版物就是打假、打劣。一些无版权、无定价、无印刷厂名的“三无”年画之所以能纵横市场，就是靠着逃税漏税、逃脱支付稿酬而“降低成本”的，这种经营应予以取缔。

　　异质年画的出现，打破了出版行业对年画生产的垄断，使纺织行业、手工艺品行业也加入到了年画市场中来了。这一现象又为版权专家带来了新的课题。同时，他们的加盟更为传统的年画经营者引来了又一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