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你出过一本书，叫《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8-2004》，2006年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后经过你重新调整后，2011年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再次出版。这本书概括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先锋艺术的发展和变化，据知，今年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并将书名改为《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1978-2008》。为什么这本书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请你谈谈其中的史学意义和学术意义。

　　鲁虹：我基本上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加上也是参与者，故很想从个人的角度写一本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另外，由于很认可美国艺术史家詹森撰写艺术史的方法，即在着手工作前，将重要的艺术作品排序并出版，然后从中寻找问题与写作的框架。所以我也做了相同的工作。并在几个出版社的支持下，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六集）；《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0-2005》；2009年1月还推出《聚变：中国当代艺术图鉴2005-2009》。虽然这些不同版本的图鉴按时间顺序，以文图对照的方式介绍了众多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但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史本身，至多只能算是图录史。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我为日后即将从事的当代艺术史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已。需要说明的是，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于2004年开始了撰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提纲工作。起先，我也只是想为以后将要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做好必要的准备，但在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冀少锋的多次鼓动下，我逐渐将它发展成了一本书，名为《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该书由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9月就在北京三联书店上了排行榜，此外也在北京798的罗伯特书店与北大“风入松”书店上了排行榜。去年，在重新调整后又由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再次出版，名为《中国先锋艺术：1978-2008》。今年还会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再次调整了一些地方，但更名为《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1978-2008》。在此，我想说的是，这3本书其实都是我写《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的提纲式的书。到2013年10月，你就可以看到我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了。这本书估计文字52多万，图400多幅。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刘淳：你的《中国先锋艺术》已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以台湾版为例，出版时间为2011年11月，而你选择的作品时间范围是1978—2008，从时间上说基本写到了眼下。我想说的是，面对一部艺术史，这么近的距离与时间，在选择作品上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鲁虹：在写作时，我首先是选择在艺术中有意义的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去选择作品。比如在新时期初期，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超越“文革”的创作模式，而在这当中又有两个创作现象值得关注，其一回归真正的现实主义，以超越政治化的现实主义；其二是强调对形式的追求，以超越内容决定形式的模式。于是，我会围绕这两个现象去选择作品，其他则忽略不计，甚至是当时在全国美展上得奖的作品。至于选择作品的标准，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作品是否提出了当代文化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第二，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否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对西方作品的简单转换与摹仿；第三，作品是不是用中国化的视觉经验——如中国符号和图像等来进行表达，以突出了本土身份；第四，作品的表达是不是很智慧。不过，这些标准都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用比较与分析的方法结合具体的作品来谈。限于文字，我在这里就不深入介绍了。

　　刘淳：有人说你的《中国先锋艺术》是看图说话，我以为，“看图说话”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而在学术上——尤其艺术史的写作方法上，倒是一个全新的文本方式。你怎么理解“看图说话”？

　　鲁虹：我在上面说过，我的三版《中国先锋艺术》其实是我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提纲式的书，先前并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出书，只是做做提纲而已，后来在冀少锋先生的提议下才出版的。我也没想到，这种图文并茂的书能受到一些读者的喜欢，竟然出版了两版后，还要再版。这说明，在读图时代，读者们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是近年来，国外的图书，包括艺术史方面的书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出版的原因。其实，一本艺术史书的质量主要在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要看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问题的链条，也就是把握住了由不同问题组成的上下文关系；第二要看他围绕列举的问题链条，能否客观准确地介绍作品与事件等等，如果仅仅是长篇大论，却不得要领，仍然不是好书。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近来在写《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时，一方面加强了文字部分的书写，另一方面在配图时保留了看图说话的方式。这样的话，有读者就可以按过去的方式阅读，即看了各章节的概叙，再去看图，也有读者可以通过“看图说话”部分，再进入文字部分。我不过是将传统的概述与作品评介分开了，并将后者放在了作品下面。这显然更有利于阅读。

　　刘淳：为什么你这次写《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时，将下限定在1999年，而不是原先的2008年？

　　鲁虹：有3个原因：第一，我感到新世纪的艺术创作离我们太近，还需要时间去消化，以前的3本书因属于提纲式的书，也就大胆去写了；第二，我感到新世纪的艺术创作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创作，需要以新的写作方式去处理，而在这方面我的考虑还不是很成熟；第三，是因为我写到1999年时，已经超过了出版社规定的字数与印张数，于是，我就将下限定在了1999年。这样也好，当我再写下卷时，可以写得更从容一些。

　　刘淳：其实，需要谈论和讨论的问题还很多，从根本上说，这样的访谈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谈吧。

　　鲁虹：好的，希望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