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的高速积累，与文化心理的相应转变严重脱节，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自由发展的上层建筑，被经济增长架空，社会伦理价值观在稀里糊涂的改造后也未能得以被理性的思想系统充实，种种倾斜和不平衡，造就了社会心态和文化心态的急功近利，也让怀旧乃至复古主义的思潮有了对民族文化反省和回归的理由。

　　怀念和追溯，不是时代的主流，但是怀旧心态的催生，源于对正处于变化的时代的拷问和质疑，这种质疑，并不以否定社会发展为前提，也不是一意孤行地要倒退或固守，换言之，个人的情绪感知在时代洪流下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最卓越的艺术家，也不可能将这种感知物化为所有人都能产生共鸣的作品。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感知会因成长和教育背景的单一化的打破，而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这种差异也决定了无论是现在，还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艺术本身的界定和艺术家的认知都将不断分化，犹如细胞在裂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异，艺术也将呈现过去不曾有或某个历史阶段似曾相识的特殊形态，这些形态与读图时代的视觉信息迅速更替相交织，往往使艺术创作的主体面临科技参与到图像竞争中的冲击，所以作为艺术家而言，追逐和捕获这些形态都不是永恒的，因为生命体的再现能力虽然往往无法与技术性的图像生成相抗衡，但却可以拥有科技无法进入的个体情绪的感受和认知表达。多元化的挑战使艺术家能借用更多的手段表达自我，也威胁着传统认知的艺术发展模式。

　　佛学说有情众生，我认为比其他宗教对信仰主体的概括更有高度。所有哺乳动物都有有情之本性。有情，是对自我的发觉和与自我相关世界的领悟与关切。然而只有人有挖掘和探索自我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与生俱来，但是唯有艺术家才能将精神层面的挖掘成果物化为作品，艺术的诞生就是情状的物化乃至与其他客体共享并产生共鸣的过程。共享物化的成果，从视觉形式而言，优先体现在所有人可见、常见、并且能带来近似感受的图像，进而是这些图像与人们认知经验所关联的想象的延生。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民族，从书法意象的形成角度看，我们的民族确实在达成物化到抽象的共识上显示了卓越的创造力和理解力。

　　每次翻阅《说文解字》，我都会赞叹不已。中国文字的功能的强大，正在被渐渐磨灭。

　　21世纪的今天，无论当代艺术怎样以装置、影像、行为甚或任何非传统的载体来重新解读或解构中国汉字，都不及《说文解字》的只言片语。古文中三言两语能表达的内容，今天不仅要被动辄以十数万字来增肥，也有可能被再次拆解或蹂躏，而不厌其烦地做着这些大量艰苦工作的人，如光屁股的皇帝炫耀看不见的华美新衣般沉醉在他们与时代共进退的弄潮儿的无限乐趣中，至于文字本身的苦心孤诣，则依旧默默地躺在故纸堆里无人问津。

　　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幸免于难。他们会冷不丁地被揪出来，或被扫地式的狂热表演拖拽着粉碎在口水与墨汁飞溅的“战场”，或被反复以扭曲作态的秀台丑化，或被硬生生和毫不相关的涂鸦扯在一起完成恶俗的“冥婚”，也有可能被粗制滥造地改装成某个重要的象征性符号，一切皆有可能，“艺术家”们绞尽脑汁地发掘种种令人侧目的“艺术语言”，完全是为了向罹患了“过速动眼症”并早已审美疲劳的艺术舞台谄媚。在这个舞台的幕后，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与艺术本身无关但与艺术经济有关的话题。而在这个舞台轮流不息的演出过程中，所有的观众都只是在入席离席的间歇才不经意地投射出他们吝啬的目光，一边在慨叹没有“感动”他们的东西，一边在继续调侃“感动”。“愤青”和“文青”都过时了，但是愤愤然的发泄和假文艺的造作还依然时髦。支撑这种习气的，是少数艺术家对当下社会整体价值失衡的敏锐洞察和体验，但更多的是盲信盲从的追随者。

　　然而对于艺术家而言，产出作品的目的还是要面对观众。

　　当你已经对当下和自己的处境有所判断时，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判断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果作品与欣赏群体的审美意愿不相吻合，甚至更疏离，那么展示作品几同于飞蛾扑火。更残酷的是，如果作品与艺术家自身的内心诉求和表达意欲相背，那么作为艺术家而言，他几乎是处在外界与自我的双重剥离下被孤立。选择，靠近外界叛离自我，亦或是表达自我脱却外界，将产生两种迥然不同的后果。往往，叛离自我更加容易。

　　所谓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同样，最大的财富依然是自己。

　　从求学到成为职业画家的这20年，我都始终执着地迷恋以水墨创作中国画。但是真正开始对水墨的灵魂——写意性有所领悟，却是最近的几年。

　　写意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审美判断，长久以来都被借用为水墨画的代称，但是顶着“写意画”这个高雅的桂冠，许多创作者早已偷换了写意的概念。因为要达到“写意”的审美高度，需要笔墨技巧的长期砥砺，而技巧与坚实的程式化训练和个人悟性密不可分。程式化训练要依靠临摹历代名画完成，可并非只要走过这个过程就能化为己用。往往，长久的摹古会令临习者脱离对当代美术的观照，而把摹古所养成的技巧体系直接套用在现代中国画的创作上，由此也必然导致的尴尬是：当已经被西方视觉艺术形式不同程度地兼容过的中国画遭遇以摹古心态守持的创作思路，首先会面临图式接驳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是文人画审美与流行性审美的冲突，又是当代中国画家在缺失文人画教养嫡传的情况下力图助推文人画在当代画坛复兴时所面临的艺术语境的错位。

　　（赵曼，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郑州美术馆、郑州画院专业画家，享受政府专项津贴拔尖人才，扬州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