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礼记·檀弓上》

　　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绘画史，几乎无人不晓高居翰（James Cahill）这个名字。无论喜欢，还是排斥，面对一座巍峨的高山都将无法绕行。高居翰先生驾鹤而去，他在学术共和国的空缺再也无可替补。或许，目前尚无法全面评判他的学术遗产，但他的缺席将会令我们长久难以面对。高居翰先生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吟咏苏格兰诗人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约1460-1520）的诗句：

　　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

　　（我惧怕死神而备受折磨）

　　像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晚年病入膏肓，高居翰先生尽管受困于疾症、衰老和“死亡”（mortality）的阴影，他Humanitat（人本）犹在，自许自励，担心自己无法与亲朋好友交流，无法继续有创造性的工作，无法继续做视频讲座，对生活充满了感恩和眷恋。

　　高居翰先生业已完成的大量论著和视频讲座“溪山清远：中国早期山水画解读”（A Pure and Remote View: Visualizing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藉由科技手段，化身百千。他的藏书也捐献给和他渊源颇深的中国美术学院，与另外一位西方艺术史研究巨擘贡布里希（E.H. Gombrich, 1909-2001）的藏书相伴西子湖畔。更为巧合的是，这两位杰出人物在艺术史写作方面各以其普及读物《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1905），《中国绘画史》（Chinese Painting，1960）引导几代人欣赏艺术品。

　　高居翰先生在密执安大学安娜堡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前往斯德哥尔摩协助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 1879-1966）撰写7卷本《中国绘画大师与基本概念》（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喜龙仁举荐当时藉藉无名的高氏接受一家瑞士出版社的写作项目——《中国绘画史》。高居翰先生此书的出版空前成功，法文、德文、中译本相继刊行，中西文本均再版数次，其印次在国内外此类著作中当属首屈一指。高先生此书成为指导中外人士学习中国美术史的入门书。高先生1982年为此书极佳的中文译本所撰序言说得相当精辟：

　　20世纪的几位首要汉学家——芥尔（Herbert Giles）、卫利（Arthur Waley）诸人——都曾写过有关中国绘画的书；但是他们虽然都是优秀的学者，在艺术史方面却不太在行——艺术史在当时无论如何也还是在起步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混乱时期为美国带来一批来自艺术发源地德国的学者，其中有几位专攻中国艺术史，但是他们缺乏汉学方面的精湛知识。于是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史界就划分出壁垒对峙的两派：汉学家和艺术史家。两方都互不信任，都不太了解对方的研究法。但是，几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慢慢能够把西方艺术史的治学方法和中文典籍的阅读能力综合起来，这种对垒状态也就化解了。罗越（Marx Loehr）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做的人。他或许也是中国绘画方面最重要的一位学者。

　　这段话实乃自报家门，梳理了二战前后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术源流。上文所及罗越（1903-1988）是高居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教师，“高居翰”这个中文名即由他起的。罗越师承德国人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 1894-1976），巴氏撰有《简明中国美术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 1946）。巴氏则师承20世纪西方三大美术史家之一——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 1864-1945），并把乃师倡导的风格分析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

　　美术史进入大学，成为一门学科至今已有170年的历史，德语国家的美术史最早执牛耳。因此，有“美术史的母语乃德语”一说。20世纪出现了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4）和贡布里希这样的经典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术史研究的国际格局，美国在战后取代德国，成为美术史研究的重镇。中国美术史研究从频频为人文学科赢得荣誉的西方美术史研究中汲取养分，上文提到的巴赫霍夫、罗越等人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人物。范景中师一语中的：“我们评论高居翰的学术成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他山之石：跋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

　　高居翰先生在1958-1959年动笔写作《中国绘画史》，尝试采用风格分析及其他方法。事实证明，他的尝试没有遭受其前辈所忍受的非议（John A Pope, “Sinology or Art History: Notes on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3-4, Dec.,1947），而是声誉鹊起，成为他的成名之作。高氏在写作过程中，有一段难得的宝贵经历，他本人也把这一个归结为此书成功的一个原因：

　　1959年，我同一位摄影师前来远东（史基拉出旅费），选择、拍摄此书图片。在台中的几个月，我获得了极大的特权，在王季迁先生和李霖灿先生的陪同下，习阅了故宫的收藏。

　　此行在台北故宫拍摄的图片，有许多收入《中国绘画史》一书，其印刷在当时水准极高，堪称图文并茂。

　　另外，这本书体现了高居翰在图像记忆和艺术史写作方面令人艳羡的天赋。这在他此后的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现。2007年，美国学院艺术学会（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授予高居翰先生艺术写作终生成就奖。据造访高居翰先生家中的朋友说，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两台电脑，一台储存图片，一台储存文字。图像与文本仿佛是高居翰的双翼。他在去世之前，还与中国好友讨论向中国美术学院捐献图像资料的数码处理问题。

　　高居翰先生的《中国绘画史》即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印刷新版，他在为此版撰写的序言说：

　　重读这本写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图说中国绘画史》，感觉颇为奇特，我好像在读一本别人的著作，而此人我不是从未谋面，就是好久没想他了。他是一个比现在的我更好的作者。（杨乐《高居翰辞世——送别一位寄身翰墨的老人》，《三联学术通讯》，2014年2月）

　　他的幽默风趣和不懈进取，以及对此书的偏爱，跃然纸上。高氏此书除了注重分析图像细节，还尝试与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因素相关联。

　　高居翰先生后来陆续出版了《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Hills Beyond a River, 1976）、《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Painting at the Shore, 1978）、《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The Distant Mountains, 1982）和《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The Compelling Image, 1982），其中前3种是他计划写作5卷本中国晚期绘画史的组成部分，尤为侧重社会的艺术史，这给予他下一代的艺术史学者极大的影响，开辟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风气。

　　（下转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