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以风格鲜明的山水画和人物画而闻名画坛。他以独创的“抱石皴”所描绘的山水画，适于表达疾风暴雨式的激情，甚至在“往往醉后”的精神状态下才能更好地抒发感情。他笔下的古代高士、美人画，线条飘逸，造型奇古，独步当代画坛。

　　就是这样一位被广泛认可的画坛大家，在艺术创作之余，还留下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国绘画理论》、《中国美术年表》、《石涛上人年谱》等学术著述及大量文章，总字数在200万字以上。其中一部分论著已整理出版单行本，大部分论文被叶宗镐编入《傅抱石美术文集》。

　　由于傅抱石绘画作品较早得到艺术市场的青睐，海内外学界对于傅抱石绘画艺术成就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成果也相对丰富。而傅抱石美术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免为其著名画家的强劲风头所掩。虽经叶宗镐等人的辛勤整理，傅抱石遗稿陆续出版，然研究者仍属寥寥，且研究也只集中于傅抱石理论研究的某一方面，比如傅抱石的石涛研究、傅抱石篆刻学研究等。这对于学界全面理解傅抱石的艺术成就与艺术思想，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南京博物院万新华兄在完成《傅抱石艺术研究》的专著后，又将学术方向调整到傅抱石的美术史学研究。他从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著述手稿等珍贵资料入手，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苦心孤诣，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傅抱石在美术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留学日本对于傅抱石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文献整理与学术训练、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石涛研究、以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研究、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美术史学等各个方面。每章多以个案为中心，以点带面，由此扩及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总体发展。故本书虽然名为讨论傅抱石美术史学，实际讨论的仍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共同问题。换句话说，傅抱石只是近代中国美术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个”。

　　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或艺术史家，他（她）的成就，基本是在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或面临时代的挑战时，奋勇迎战时建立起来的。《傅抱石美术史学论稿》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傅抱石的艺术史研究回复到20世纪初中国艺术史发展的大环境中，让我们理解傅抱石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一方面是西学东渐，西方历史科学对于中国美术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已着先鞭，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傅抱石挺身而出，以美术史为武器，维护中国学术的尊严，由此走上美术史研究之路。

　　和他的绘画创作一样，傅抱石的美术史研究也充满着强烈的感情因素，比如《明末民族艺人传》（编译）对于遗民的倡导，《从中国绘画精神看抗战之必胜》，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及《笔墨当随时代》等，都明显是“笔锋常带感情”式的写作，不是学究式的琐碎考据，而是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色彩。正如万新华在第八章《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美术史学》中所指出的那样：

　　他的美术史学研究已不再只是纯学术的探讨了，而是贴近时代、回应现实的战斗宣言。这里，他借中国绘画思想的演进和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之研究，在阐明民族文化的辉煌成果的同时，彰显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从而讨论抗战现实中面临的精神问题。

　　傅抱石的这类研究，让我们想到大约同时或前后出版的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

　　九·一八事变后，陈垣先生有感家国之痛，开始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具体而言，就是以考证结合史论，发挥历史对现实的鉴戒作用，表达抗日爱国的思想。主要代表著作有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等。

　　陈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曰：

　　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最后一句“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若移之于傅抱石的美术史研究，则可称为“虽曰美术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作为知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书中讨论历史人物时，感情流露明显，甚至不乏激越之处。《通鉴胡注表微》更是借古喻今，表达他的爱国情怀。陈垣自言其抗战时期所著宗教三书与《通鉴胡注表微》均感于时局而发，“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对于陈垣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然其著作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其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故而，对于傅抱石民族主义式的美术史研究，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唯有如此，对于傅抱石的美术史学研究的评价，才能真正做到具有“同情之了解”。

　　傅抱石理论研究的这些时代局限问题，书中虽多次提到，然各章所持标准不一，有时深表理解，有时又以批评为主。窃以为，贯穿傅抱石美术史研究的理论局限，有一标准，就是均发自对祖国真诚、深沉的爱，以致他“不惜一切，紧紧跟随着时代”。为此，他也在美术史研究中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痕迹，而并不属于那种“纯学术”的研究。故而，此方面问题，书中似应以专门篇幅进行统一。

　　从前面部分看，本书试图以傅抱石为中心，检讨20世纪初美术史学发展，论述较为充分，对于我们今日理解傅抱石的研究背景，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后半部分似贯彻不够，尤其对于1949年后美术史界的思潮关注不多。其实傅抱石的理论局限，何尝不是彼时一代艺术家的共同局限！而在此特定情境下，傅抱石理论研究的典型意义何在？此方面似尚可作进一步的考察和挖掘。在之前出版的《傅抱石艺术研究》一书中，万新华在研究傅抱石《毛泽东诗意画》时，已经多少触及了这一问题。

　　……

　　傅抱石编《大涤子题画诗跋校补》，整理、收录石涛题画诗跋达700余首。此书资料来源为汪绎辰《大涤子题画诗跋》、程霖生《石涛题画录》等所收材料，真伪掺杂。傅抱石“辨其真伪，考其异同，并以《梦园书画录》所载《平山道上见驾纪事》诗为赝迹，以为厚诬石公”。这里反映出傅抱石对于材料的去取，有时颇为主观感情所左右。石涛是傅抱石的偶像，一直被傅作为忠于明代遗民看待的。突然出现“见驾”之类的献媚诗，不免大煞风景。所以傅抱石以为这是“厚诬”石涛。遂“力辩其伪”，以维护自己的结论。但“后于《清湘老人题记》见之”，只能曲为解说：“上人此举或藉博氏（尔都）介引，未可知也。然亦无伤日月也。”这是研究中先入为主而带来的尴尬。

　　汪世清先生编《石涛诗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是较为完备的石涛存世诗歌的汇集本，共收诗450多首。我在为此书写作的书评里指出，限于条件，此书仍有误收诗1首，失收者多首。比较之下，限于20世纪初的研究条件，傅抱石《大涤子题画诗跋校补》里问题估计相对较多，有待考察。本书于此方面，并未着笔，只一带而过，实为憾事。

　　我与万新华兄神交已久，也拜读过他的《傅抱石艺术研究》，但我主要研究明清美术，于傅抱石并无专门研究。今蒙新华兄不弃，希望我为其新书提供参考意见。我虽惊诧莫名，而坚辞不获，因勉为书此篇。虽名为贺其新书出版，实不免续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