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教授“士人与文人”一组文章值得一读，它可纠正今天把读书界一概称作“文人”之误见，同时也可作为今天艺术界“精英”的一面镜子。不读书，不书外求书的书法家是不存在的，书法家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上，即使具备一流技巧，也还是入不了流的，所以，读与不读书对书法家至关重要。

　　——编者按

　　士人与文人都是读书人，大体上，明中期之前，读书界的表率是士人，之后，主流是文人。今人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其实是颇有不妥的。昔人比较典型的士人苏轼与典型的文人李白，认为“太白有东坡之才，无东坡之学”。才者，吟诗作赋的才情，学者，经时济世的学养。而根本，则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读书界中的士人与文人，好比一年中的四季，没有明确的分界，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大体而言，正嘉之前以士人为主流，隆万之后以文人为主流。

　　“行己有耻”，“天下为公”，这是士人的价值观，是后天养成的人格文化。所以说，“士志于道”、“任重道远”而“克己毋我”、“自强不息”地“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一价值观的支配下，士人的行为表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宋元易代之际，以陆秀夫、文天祥为代表的一大批士人为表率，不惜牺牲个体的生命，谱写了中华文明史上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

　　自我中心，“出人头地”，这是文人的价值观，是先天而来的人性文化。李贽说：“士贵为己，务自适，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答周二鲁》）袁中郎说：“人生几日耳”，“真乐有五”，不外乎个人眼耳鼻舌身心“恬不知耻”的享受，有一者，“生几可无愧，死可不朽矣”（《与龚惟长》），而“大败兴事”有三：山水朋友不相凑、朋友忙聚不及、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破国亡家不与焉”（《与吴敦之》）。在这一价值观的支配下，达则得意忘形、超尘脱俗，穷则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当明清易代之际，一大批风雅领袖的文人，苟且偷生，卖身求荣，谱写了“二十四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贰臣传”。崇祯上吊煤山，朝中大臣作鸟兽散，身边只有一个太监。张溥“五人墓碑记”记朝中清流与阉党作斗争，出卖忠义者为读书人毛一鹭，为忠义声张正气的是匹夫匹妇，慨叹：“大阉之乱，缙绅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所以，早于顾炎武，他便提出：“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小到私人之间的交谊，《三言两拍》中多有文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恩人，匹夫见义勇为，反遭恶报的故事，实有真实的依据。如乞丐金松父女，救文人莫稽，供其读书、生活，与玉奴结为夫妻，莫中举后竟将玉奴推入江中溺死。

　　正是针对这一士风大坏、文人无行的现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斥“文人之多”、“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而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天下兴亡的重任，原本不是由士人、由读书界来承当的吗？是的，所以，当时的士人作为“四民之首”，是中华文明的主心骨。但现在，读书界的主流不再是“行己有耻”、“天下为公”的士人，而是“恬不知耻”、自适为己的文人了，所以“仗义每存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天下兴亡的重任便需要由匹夫匹妇的劳苦大众来承当，劳苦大众成了中华文明的脊梁骨。

　　士人精神，强调的是人格，它主张善而抵制恶。文人精神，强调的是人性，它既有善也有恶。人格高尚者，人性多约束。所以，士人的人格，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便显得虚伪、迂腐、不真实；而人性真率者，人格多缺陷，所以，文人的人性，将本性的善和恶一视同仁，便显得真实、性灵、不矫饰，人格于是便低下。

　　人性也即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食和色，是人性的两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欲望，一切对于名、利、权的追逐，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并满足这两大欲望。人格也即作为社会的人的处世标准和规范，不仅要为自己着想，更要为别人着想，“克己复礼”、“毋我为公”。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但又有“性恶”说。其实，人性、性情、人欲，从人格的立场，既有善，又有恶。“性相近，习相远”，这本身兼有善恶的人性，因后天不同闻见道理的改造，或膨胀了恶的心魔而成为恶的人格，或涵养了善的性灵而成为善的人格。人格，主要体认了社会人的道德而不仅仅只是个人的本能，又称“天理”。不同的社会，道德的标准各不相同，但同一个社会，道德的标准都是共同的，所以，区别于动物，人格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同的人等，本能的欲望都是共同的，但具体的内容却各不相同，所以，作为动物，人性的追逐各有各的不同。

　　士人讲“发乎情，止乎礼”，这是人性与人格的统一。本能的欲望是必须的，但对它的追逐不能逾越道德的标准，受社会道德的约束，有时甚至不得不克制、牺牲个人的欲望。人都希望富且贵，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包括“君子好色而不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都强调了人性与人格的统一。

　　朱熹的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这是用人格来扼制人性。就像张天师把妖魔镇压在龙虎山的伏魔殿下，从好的一面讲，压抑了人性中的心魔，从不好的一面讲，则扼杀了人性中的性灵。

　　晚明以降的文人讲“人欲即是天理”，是用人性来颠覆人格。就像揭开了伏魔殿的封条，固然解放了人性中的性灵，但同时也必然放纵人性中的心魔。所谓“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急功近利、自我表现等等，一方面表现为个性的多样，另一方面则必然导致社会的失范而陷于腐败。

　　闻一多有云：“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即使专制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来得好。”所谓秩序，也即人格的规范。作为动物，人不能不讲个体的人性，但区别于动物，人更不能不讲社会的人格。用人格扼制人性固然不可取，用人性颠覆人格则危害更大。人格文化的约束性，支撑着古典社会，人性文化的率真性，标志着现代社会。所以，古典社会中的个别文人如李白之言行，我们认为非常现代；而现代社会中的个别士人如顾炎武之言行，我们认为有古人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