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亲历反右

　　1940年，我出生于上海市北隅的江湾。这里商业发达、生活设施俱全、闹中居静。一些银行家、企业主在这里筑起一幢幢西洋别墅，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陈抱一等画家聚集的地方。他们喝着杯中咖啡，高谈阔论，一如欧洲的裴多菲俱乐部。那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这里有一道独特的街景：人行道上、林荫树下，画家们三三两两支起画架作油画写生。或许由此熏陶，少年的我也在街上、马路边作起人物速写和水彩写生。其中，有一幅水彩写生作品《小镇》，描绘了十字街头一架大自鸣钟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考进美院附中后的第一年，这幅画被选上参加布拉格社会主义国家美术院校学生作品展。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一边倒，美术馆、艺术书刊唯一能看到的外国美术作品是苏联画家的。初中生的我模仿苏联“星火”杂志上漫画家库克雷尼克塞在所在学校学生会墙报上辟起一个名叫《小刺猬》的漫画专栏，刊出临摹和自创的漫画，若干漫画竟然在上海《少年报》上转载，带来一些赞誉。

　　17岁时，即1957年春，我被指派为共青团代表列席上海市虹口区政治协商委员会整风大会。就是这个大会，让我初识政治。

　　与会的政协委员是区内各界精英和区籍旅欧侨胞，会议主题是发动委员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会议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开始，代表们一律住进宾馆，白天听主持人作动员报告，中、晚两餐由巴士接送去饭店赴宴，晚间请大家到天蟾舞台看大戏。列席代表约10人，均为区内共青团中学生。我们和委员们同吃同住同与会，不同的是晚间被召集到区委，汇报所在小组委员们的思想动态和交谈言论……大会上，主持人热情动员，3天以来人们满口称赞共产党的好领导。主持人宣布会议延长，指名道姓地分配任务，要求写出发言稿，未被指名者也必须写出书面发言稿，并坚称不发言不讲真话不能散会。

　　果然，之后台上发言的委员，一个个虽然照样地称道共产党的领导这样、那样好，不同的是他们发言的末尾都针对所在系统、单位的党委提出了一些建议。印象最深的是住我家对面的一位工商界委员，发言最后说:“……如果我们的工商联主席多一点文化，多懂一些商贸知识的人来领导，会更好。”“工商联党委统领大事、抓方向，日常业务放手让下面业务人员去做。”此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已刊出《这是为什么！》的评论员文章，已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形势突变，震惊全国。而上述言论，正是评论员文章中“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通俗版。

　　当晚，小组讨论会上风向一转，委员们纷纷作起了检讨。次日，即大会进入的第6天，委员们一踏进会场，就看到了张榜公布的右派名单。顿时，人们看到一些委员已蹲到墙角下抽动着肩膀在哭泣，其中就有我认识的那位工商界委员。当时，初涉世事的我，尽管对经历着的这一切尚处在懵懵懂懂状态，然而一个程序下来，内心隐隐懂得“政治要谨慎”。那么，真懂吗？

　　走向农村

　　我的艺术生涯起步于杭州，1957年秋考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附中。学制4年，除毕业班外，年年对学生进行评比。我一年级被评为“四好学生”，二年级被评为“五好学生”，三年级被评为“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61年，毕业分配时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务院下达文件规定毕业生一律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于是，我分配到金华工作，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5年间，我有4年在农村。先是跟随地委书记李学智到他蹲点的村办农村俱乐部、美术培训班，普及农村美术；在村的墙上画壁画。尔后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组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尽管生活艰苦、工作繁重，然而对一个从城市出来的知识青年正好补上农村生活的一课。我满腔政治热情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他们画肖像、画速写，把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到处画上五彩缤纷的向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巨型壁画。当时，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我清晰地目睹农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农村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我所在偏远的山区出现了驱赶、批斗工作队队员的情况，队员们纷纷逃回城。

　　文革“一落” 关进牛棚

　　1966年底，我回城看到，昔日同居一室的机关干部，如今一群人簇拥着一名领导干部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去批斗簇拥着另一名领导干部的一群人为资产阶级保皇派。战斗正酣，过去带领我们一起赤脚奔走在农村地头田角的地委书记们，一个个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游斗于大街上……，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似乎把人们堕进五里云雾之中。

　　1967年5月的一天，时任《浙江日报》记者傅伯星手持介绍信抵达武斗重灾区金华，搞社会调查兼作采访。我是老金华，让我陪他各院校走一走。晚间，在广场目睹了一场批斗地委书记的万人大会。不待结束，我俩一路无语回到他下榻的招待所。一落座，伯星从包中掏出采访本，认真地发问：“朱介堂，你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看？”面对突然提出的这一敏感问题，我一时不知所措，脑子快速思索起来。彼此是老同学，我给他当胸捅上一拳，回答说：“伯星，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别瞎问！”傅伯星在美院附中时，是校园内出了名的“秀才”。他的画作，即便是《浙江日报》上发表的一幅幅小插图，皆以细细密密线条。即便是天际的屋宇、砖墙都一丝不苟地刻画得清清楚楚。他为人淳朴本份、性格慎微，作风踏实。他认真解释道，他这一次是应报社领导和军代表安排，到全省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下基层做一番社会调查，感受一下群众的革命热情，听一听基层群众对运动的想法……

　　既然是记者奉命下基层搞社会调查作采访，我寻思着认认真真地说：“不是什么想法，只是一种不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在农村分田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几年我都在农村，刚从乡下归来，我所看到的农村分地到户搞生产责任制，其所有制不变，依然是集体所有。既然所有制没有变，那么刘、邓搞的依然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伯星依照他既有的访谈提纲，又问了关于老干部、“双百方针”问题，访谈在一问一答中进行，没有一丝不满情绪，更无一点攻击口吻。谈话从拥护毛主席、拥戴共产党始，至拥戴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结束。

　　两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当时所在的专员公署文卫办公室6个造反派突然闯进我居所，喝令：“奉革委会政工组命令，朱介堂立即到五七干校接受审查。如若违令，把你捆绑押送！”就这样，我被投进牛棚，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隔离审查，时年27岁。

　　七君子事件

　　“现在宣布，朱介堂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翻案，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朱介堂！”如汹涌的浪潮扑将过来，政治审查就这样开始了。

　　专案组：“朱介堂！这是什么地方？知道为什么把你关进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待！讲！”

　　当时的我给吓懵了，皱着双眉回答：“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呀？”

　　专案组造反派：“你还嘴硬，说没什么可交待的？那么，你言下之意是共产党抓你抓错了？你还敢反党！”

　　当晚，我被从20多人的大牛棚中拉出来，投进设置着铁栅的单人隔离室。此时起，专案组指派6个人，两人一组三班倒24小时对我实行监管。同时，五七干校内斗争骤然升温，一夜之间新进几百号学员；牛棚里的人迅速增加。天刚亮，我的囚室外人声嘈杂，步履匆匆，干校上空呐喊声声声震耳。“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顽固不化、抗拒到底，死有余辜！”看守告诉我：“昨晚一个上吊死在室内，两个死在山上树丛里，一个割腕自杀，另一个割了股动脉，那鲜血淌满山坡哟。”

　　恐慌气氛骤然像密布的乌云，浓重地覆盖在干校上空。下午传来消息说，我的居所被连抄了两次。为抄得彻底，索性将家属扫地出门！6名监管人员也辛苦。他们不但彻夜轮流守着，且提心吊胆，每每至半夜时不时打着手电、掀开我的被窝探看一番，还时不时蹑着手脚摸进来，伸手在我脸上试试有无鼻息。我了解他们的意图，劝他们说：“我平生还没有做一点点对不起人的事，更不用说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共产党。我今年27岁，正年轻。我有许多画要创作，请你们放心吧。”监管者说：“倒也是，一到晚间在走廊里只听到你的鼾声阵阵，真还没有看到一个现行反革命睡得这么踏实。”尽管这么说，他们在晚间照样时不时地伸手试探我的鼻息……造反派一干人轮番着审，你吼一句他训一句，跺着脚槌着桌子砸出一个问题，让我猛地觉得如此场面似曾相识。晚间，突然记得那是在长篇小说《红岩》里。

　　两天相持无果。第3天造反派指名道姓点出“罪行”。“你们7个青年画家，自诩省内七君子，抱团组成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进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听此指责我迷惑不解，试着问是哪7个画家？“×××、×××、曾宓、俞建华、刘国辉、傅伯星，还有一个就是你朱介堂。”造反派报着前面几个名字时，我仍然迷惑着，当报到傅伯星时，我顿然有悟，直言道：“我没有跟任何人抱团组成现行反革命集团，你们报的名单有的我闻所未闻。傅伯星是浙江日报记者，前阵子到金华作社会调查，我们接触过。”我详陈了过程和谈话内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