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像闹剧

　　我在囚室被晾了两天，造反派没有了动静。但有消息传来，说我在专员公署的办公室被查抄了，抄出了惊天骇世的罪证。干校校园内张贴了一二十米长的大幅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朱介堂，用人间最恶毒的手段大量毁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据说，这些标语也已贴到专员公署大门两侧和主要街道上，市民见到惊呆了，不免疑窦丛生。专案组新进两员猛将，新一轮车轮战开始了。“朱介堂丧心病狂，手持剪刀恶狠狠地用人世间最最恶毒、最最恶劣的手段，大量毁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罪不可赦，铁证如山。打倒现行反革命，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审室内口号声声响彻校园，学员们纷纷趴在窗户上争睹如此恶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啥模样。

　　我明白了事由。随即，竹筒倒了豆子。

　　原来，当时我是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成员，负责语文课本的插图创作。省教委给我的任务是“要让学生们天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即学生每打开一页新课文，就在课文的插图上见到毛主席”。我从省内抽调几位画家组成创作班子，集中一起进行课本插图的创作。画家们接到了任务后，一个个满怀政治热情投入创作。然而，有位细心的画家指出，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情势下，在小小的一幅插图上把毛主席形象画得像、画得好绝非易事，画得不像便是一个政治问题。何况，插图的量非常大。确实，社会上频频流传着因损坏、歪曲毛主席画像被投进牢狱的新闻，画家们一个个袖手不干了。我作为负责人，必须按时完成任务，为确保安全，又寻思着解决问题的良策。那一年，我恰好应约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歌颂解放军的72幅中篇连环画《刘学保》，频繁出入出版社，曾见到出版社为确保连环画创作中出现的毛主席形象的质量，特地汇编了一册印有毛主席各个时期，各个不同正侧面头像的图集供画家在创作时直接转贴在画稿上。这一聪明之举保护了画家免受政治风险之累，也确保画面上毛主席形象的质量。我经由省教委开具介绍信到出版社索要了几册“图集”，分发组内画家备用。画家们宽慰地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殊不知，次日，有一个画家哭丧着脸地左手握着右手，右手握着一把剪刀，似乎被火炙烫着似地冲着我嚎叫：“不行哪，要出事！”我一瞥他手中出示的碎片顿然明白。原来，出版社集子的主席像是每一张纸双面印刷，剪下正面一页主席的头像，反面一页的头像势必就不完整了。如果单单看这个碎片，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是头像的额头被剪去，便可能是头像脸以下被剪。我定神一想，这是工作之需，应当不会视作什么政治问题。但是，画家们说：“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侧有伴妻，不愿意蹚这个祸水。他们一个个又袖起手来。我迅即请示领导，领导是一位大军区派来的军代表，处事讲原则，行事果断。他指出，“省教委中小学课文插图本身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如期完成。把画家集中起来，在一个办公室内作画，需要剪裁时，相互当着众人面剪贴，剪下来的碎片集中起来由专人保管，将来任务完成时一起处理。”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可行的，便来一个集体创作、集体剪贴，留下的碎片由我保管在我办公桌一个抽屉内，外加一把大铁锁，如此可说万无一失。

　　专案组造反派查抄我办公室砸了锁，打开抽屉后如获至宝。他们上报的是一位来自野战军部队的军代表，正逢掌管我的案子。这位军代表拍案而起，指出罪行令人发指，全国少有，必须严办！专案组造反派肩扛这柄“尚方宝剑”，车轮战马力顿时开得足足的。

　　“叛国投敌”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个运动连着一个运动。此时，我已成为牌桌上的“百搭”子：斗地委书记时上台陪斗，“一打三反”查经济犯罪活动时充于其中……过一阵子，造反派发动新一轮车轮战，指责我偷越国境犯下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罪。我坚称，我一个画画的胆子忒小，绝无叛国投敌这等能耐，况且天天被关闭在囚室，天天站在你们面前，怎一个投敌叛国？专案组造反派：“这个不用你操这分心，你只管招来！”他们指着地图从黑龙江沿着北方边界向西至伊朗、阿富汗，南下至中越边境，用手划了一个大圈子，喝令道：“往哪儿潜逃出境的？”其中一个造反派指出，从福建泅渡海峡投奔国民党。我无奈地说，我是一个旱鸭子，不谙水性，不会游泳。

　　此时，专案组造反派一个猛将“矮个子”，用他的烟嘴敲着座前的桌子，不紧不慢地训斥道：“朱介堂，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见棺材不掉泪哪！让你自己开口交待，你还从来不曾老实交待过一件。你不用装傻。我地下党在香港皇后大道上看见你的父亲戴着礼帽，嘴里叼着雪茄，架一副墨镜，手拿拐杖，神气活现的一个国民党特务！你是从广州那边投敌到香港，去投靠你那特务父亲的。”他这一席话，让我情不自禁地怜悯起病死香港的家父。事隔16年，由于我这个儿子连累他成了地下冤鬼。

　　说到家父，他解放前在英资上海跑马厅谋生，政治倾向上还是一位亲共人士。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英国人把跑马厅迁去香港，父亲毅然留在上海。解放军攻入上海的那几个日日夜夜，他会同几个工友一起奔忙在各街区，迎接安顿入城的解放军战士。1950年底，上海市政府决定不办博彩业，陈毅特批用专列把滞留在上海的外资企业员工送抵九龙。抵港两年后，家父一则上了年纪，二则不适应香港温湿气候和生冷的饮食习惯，患急性痢疾暴病而亡。依然是那个“矮个子”振振有词：“我香港地下党已拍到了照片，证据在手不容抵赖。”对这一可笑伎俩，一定在我脸上流露出了些许鄙视和忿恨，他绕过桌子，冲到我面前骂道：“你竟敢耻笑！”他右手握拳，朝我左腮挥了过来。当时我惊呆在那里。奇怪的是不知何原因，他随着右拳一个趔趄，自己摔倒在我面前。造反派审查到此，我已头顶三大现行反革命罪行。我再一次被晾在囚室，一度静寂。

　　挖洞玄机

　　一天早晨，一个专案组造反派站在我囚室门口对我说：“给你放放风，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今天起去挖洞。”他带着我走出几里地，来到山丘边一个坑道前，见一个穿着蓝缕的中年女子已等候洞边，趋近一看方知是时任地委书记李学智的夫人周惠生。几天前在五七干校校内，贴出了一幅大漫画，漫画居中，是一个头戴列宁帽的地委书记李学智，右手搂着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夫人周惠生，左手抱着一个手持画笔的“黑秀才”——朱介堂。想必，这幅漫画周惠生也看到过。她见我来了，对我眨了眨眼作为招呼。“今天起，你们两人挖洞，不可偷懒，每天的进度我们知道。”说完，造反派扬长而去。这个洞是前一阵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号召下，五七干校学员所为。洞高1.5米，宽1米不足，进出须弯着腰，两人通过要侧贴着身子。大概是许久没有挖洞，洞口布满层层蛛网，网上的朝露闪闪抖动，洞壁上的黄土也伴拉着往下掉。

　　如此，每天早晨6时，我和周惠生手提中餐、水壶和马灯，肩扛铁锹和双齿开山锄离开干校，翻越若干坡地来到这无人烟的地方，开山挖洞。周惠生虽然是女的，牛友个个知道，干什么活她都尽抢重活脏活，是出了名的女拼命三郎。她曾是主管卫生系统的文卫办公室副主任，指着我说：“小朱呀，今起俺俩搭档，俺是从农村来的，干惯重活。俺在前挖，你在俺身后扒竹箕往外运土。”说完，她提着开山锄进洞开挖。洞已延伸六七十米，在马灯微弱的光团下，只见她弯腰抡着那把沉重的双齿开山锄，口里哼哧哼哧地使着劲，不一会儿装完满满一竹箕，侧回头对我说：“拉出去，扔远些。”我在她身后，伸出手去，从她胯档下拉出装满土的竹箕，又递上去一只空竹箕，接着弯腰将土运出洞。洞内空气不对流，时过中秋，洞深处潮且闷热，两个人不一会儿汗如雨下。头几天，再怎么汗流浃背，热不可耐，谁也不脱长袖衫裤的外衣，稍后感到碍了手脚，赶不出进度，两人不约而同脱去外衣。我是光着上身，只着一条内裤，还全身流汗如注。好在我运土出洞口时尚可稍换一口新鲜空气，凉上几秒钟。周惠生上身只穿女式汗背心，下着一条内裤，在洞的深处，她总像一个刚刚从水塘里捞出来时的模样，湿漉漉的背心和内裤紧裹着身体，除了狼狈，似乎已无法掩盖些许羞愧。

　　日复一日，孤男寡女在荒山洞内干活，我意识到这是专案组又一次车轮战的考验。约挖了两个月，造反派见无收获，宣布停止挖洞，改为在农地上种蔬菜。在阳光下的田间干活，毕竟优于囚室，况且有人搭伴，也稍解孤独，似乎有些许自由自在的模样。当然收工以后，依然享受两人一岗监视之下生活的待遇。

　　公判大会

　　我已在囚室中捱过第三个春节。有一天，专案组造反派猛将“矮个子”突然来到囚室，嘴角叼着烟，反剪着双手，绕着我晃悠了一圈，上下打量我几番，不言一句返身走了。我从这怪异的动作估摸着，造反派将有所动作。第二天下午2时半，专案组造反派来人把我提走，说：“到食堂门口听取省公安厅在杭州诏庆寺召开的公判大会，罪犯中你们7人现行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个同伙将判处死刑。”公判大会下午3时正式开始，听转播时，一个专案组造反派始终面对着我，观察我的表情变化。公判的罪犯有杀人的、放火的、奸淫的，还有现行反革命犯。我听不到一个我熟悉的名字，他愤愤然地问：“你的同伙被判死刑，你怎么毫无反应？”我问是谁，哪一个？他被激怒了，说：“看你装的，明天你就装不下去了！”押回囚室后，命我交待新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无法写出什么交待材料。

　　次日，依然提审，造反派说，“看似你朱介堂平静得很，其实内心紧张得慌，快交待出最后一个现行反革命罪行，交待得好，前面几个现行反革命罪行可以从轻发落。”我暗想，按专案组造反派的老套路，肯定已张开一张新网。他不点出，我唯缄口沉默，让他们先开口。双方相持了一天。专案组造反派急了，说：“要你听公审宣判，枪毙你的同伙，敲山震虎吓不着你。你回去想好了，明天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休想捱过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