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态度——梁文夫书法散记
■张旸
“书法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的古老不亚于书法的年龄。所谓鹅池水尽墨、把笔不能撼、发冢求秘籍之类的奇闻逸事对工匠书痴、学童开蒙有励志作用,而绝不应是书法的态度。“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 出血,犹不休辍。”赵壹站在儒家立场上非难书痴,立场不无酸腐倨傲,但 “夫务内者必阙于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对照“书法热”的当下是大有道理的。
梁文夫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作为“辽宁29人晋京展”的一员而为书界所认识的,当年的29人是辽宁书坛继“九畹”之后又一批涌现出来的中坚力量,那一时期也是辽宁书界的黄金岁月。从“书法热”的当下回望80年代,那个时代的“热”是体温与激情的自燃。当时的书法没有今天的热闹,但它同时具有一种没有物化的天真之美,它的理想主义牵动了生命创造之美,尽管这种美尚显生涩稚嫩,但那种美还没有为市场化的润格和机械的理性主义格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文夫在90年代中期开始淡出书界是一种幸运。
这20多年的国内各类书展,很少见他的踪影,他研习古琴,结交当代诸多古琴大师,拜日本大师学习尺八,钻研茶道、收藏红酒,交游日广,而书法仿佛成了前尘往事。而令人注意的是,他的笔下多了一重韵味。
对于书法的传统,梁文夫认为,技法方面,是手眼心三者神经末稍的高度统一协调,是先天秉赋和后天修炼的相辅相成;重要的是生命状态的不断提升,“与古人合”,合在精神情感的默契,一个行踪猥琐精神萎靡之人如何能识二王法度的奥妙?技法修为与精神修为是二而实一,法无定法是取法万殊,终有定法还是“技术与精神”。貌似移情别恋,所有的“取法”都有书法的那根墨线在其中牵连主宰。依汉字而生的书法,是汉字的演奏者,而不是仆从,在书者的导演下,它演奏六书,化合情感,乘除阅历。它既表达作者的文化状态、技术状态,同时也表达着作者的生命态度,而且这三者以生命状态为主,
梁文夫早年于二王书风颇下了一番硬功夫,随后由张玄墓志开始对魏晋六朝的墓志系统地进行了揣摩钻研,从性情而言,他一方面心仪二王书风的流丽华美,冲淡和雅;另一方面对墓志碑刻奇崛朴直、天真烂漫情有独终。将这两种书学系整合起来的难度在用笔系统、在书写过程、在结字章法,书法的任一个环节,因为这种结合都处处有矛盾在。欲灵动则难铿锵、欲典雅则难雄浑、着意时间性则难免空间的支离……唯技术性使得书法留给精神层面的余地逼仄窘迫,可供神思优游的留白不见了,徒剩线条、墨块对眼目的敲打、逼迫。
梁文夫的书法态度是超然旷达的:即书法是养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这其中有人力的修为,有阅历的浸润,有天赋情趣的自然流露,假以时光熔炉的冶炼,铅华洗尽时,作品是何等成色是一回事,个人面目是否成熟是一回事,是不是生命情感的结晶则是最重要的事情,作者从中得到的喜悦是最真实的精神收获。
中国艺术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化合本领,这种化合是基于生命态度的中道,它不区分唯心与唯物,它不谈辨证法与矛盾论,它将生命状态区别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这两者由阴阳二气上下盘旋勾连往复,生命的境界在这种涡流当中渐渐清晰,铺陈开来。书法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书家“抒发”的乐器,天籁、地簌与人籁,书法是心灵的笛声,它可以与笙箫琴筝、日月花茗相辅相成。《庄子》以“逍遥游”开篇,它同时讲了生命观与艺术观:物化与功利是生命和艺术共同的大敌。
作为书家的梁文夫,他只是随着自我性情,感性地走了这样一条书法路数。书法没有变成为稻梁谋的工具,没有变成名声与头衔的敲门砖,这使他一身轻松地品味书法本身带来的快乐,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书写的过程即是逍遥的精神之旅,当此之际,可望而不可及的神韵不期而至。神韵或韵味是生命情调的留白,可意会不可言传,但生动可感,如同茶韵之于舌,琴韵之于耳,书韵之于目。梁文夫近年的作品严谨但不缁铢必较,从容显焉;灵动而非甜俗华美,涩拗骨力显焉;不力求个人面目,而风格悄然而生,面目渐趋昭晰:留白处,闪烁相映,通体灵动。总体上看,他的书风偏于魏晋典雅一路,心性的抒发取娓娓道来的典雅之态而非急风骤雨式的狂放痛快,草行楷隶,随意安排,参差率意,而天趣盎然。
以传统书学标准衡量,笔者更为关注的是他对于书法的态度,在当下书坛,这种态度比作品更意味深长。
2014年初春于大连冲融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