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使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当然我们不否定佛教和儒家文化，和道家却是产生过碰撞和矛盾，有时甚至存在尖锐的对立。经过磨合，中华文化还是接受了佛教文化，包容了佛教文化，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化，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教文化。

　　从古代释、道、儒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看，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的。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扎根的例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介入武力征服的文化交融。据历史记载，中国唐朝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经济最富、人口最多、政治体制最健全的社会。当时在首都长安，街上外国人比中国人都多，不但没有出现像其他国家发生过的那样采取排斥，甚至把其他宗教人士视为异教徒而出现暴力仇杀的排外事件发生，而且一些国家的遣唐使、留学人员还做了朝廷的命官。这与中国人的敦厚、以诚待人的性格有关。经济实力是攥在手里的钱，文化基因是融在血液里的性格。这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性格。秦统一中国前，诸侯争霸，各持一方，秦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使中华文化以兼容天下的生命力而勃发，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包容能力。纵观泱泱中华文化历史进程，许多外来的、外部的文化都被消化、吸收、移植为中华文化的因子。除了前面提到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中国扎根和得到发展；除了宗教信仰，还有服饰、生活方式、娱乐形式等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称之为民族乐器的琵琶、胡琴等，是引进的；比如改变了长袍大袖秦汉服装样式的，就是胡人的服饰等等。除了生活，中国的语言中吸收外来词汇的例子也很多。包容性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把炮舰开到中国、把刀驾到中国人脖子上的列强也清楚这是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从另一个方面讲，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肯学习、善借鉴的能力和品格。这是我们能够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内功。相比较一些动不动就以赶杀外国人来发泄排外情绪的国家、没有某种食物就有亡族之忧的民族，中国从古至今没有过任何形式的排外、拒外行为出现，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能够包容天下的民族。

　　这种民族的包容性，当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我们不但从古代的丝织画、唐代的壁画、宋元的工笔画、明清的写意画等等载体上，看到了大量外来文化的元素，而且也看到了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通过历代如：魏晋隋唐时期的“凡学东渐”；宋元时期的“院学兴衰；”明清时期的“中学西传”；以及近代的“西学西渐”等等，这些中国绘画史上的几次大的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包括中国花鸟画的创新与发展。这些，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作较为详细的阐述。

　　进入政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也为中国花鸟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画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局面。文化创新问题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于是中国画的创新发展问题也就成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例如如何界定和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评判艺术流派？艺术家的职业精神如何体现？等等学术课题摆在了中国当代美术理论家和画家的面前。

　　无可讳言的是，尤其是对中国画笔墨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依然是争论焦点中的焦点。其实，在历史上，对中国画笔墨的因循守旧和刻板模仿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作过猛烈的抨击。认为中国画的发展巳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现在只不过是旧题重提。但综观中国画的发展史，中国画的发展正是在剧烈的争论中创新前行的，有些偏激的言论，也是意料之中，并不奇怪，而且对于开拓思路，不断探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0世纪30年代，对于汉字的改革，鲁迅就提出过要向表音转化；到60年代国家推行汉语拼音，但也只能算作辅助手段，到80年代，有部门推广世界语，现在好像有点销声匿迹了。而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文化发展，汉语、孔子学院等等反而在世界各地纷纷兴起了，连外国小孩也捧着方块字学汉语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真是太顽强了。

　　20世纪30年代，也有学者认为绘画艺术的走向，必然“世界趋同”。但我现在可以说：“未必！”因为世界的多样性，才是竞争，创新、发展的原动力。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花，无论它是牡丹或玫瑰，无论这朵花怎么好看，那离世界的消亡也就不远了。

　　因此，对于外来文化应该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对于中国画民族传统的创新，应该是扬弃而不是抛弃。与西画的关系不是“同化”，而是应该“拉开”。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画坛上出现了一大批锐意改革创新的中国画画家和群体、一大批面目一新的作品，可谓是一片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就创作技法而言，有从平面走向立体的，就风格而言，有形式与色彩的异变和色彩与水墨交融的异变，就意象而言，有抽象、变形与抽象和写实交融的等等不一而足，很多都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洋为中用，西为中用，而又不失中国画民族性的根基。

　　同样一幅牡丹，为何有的千人一面（我们常常在画廊、地摊所见的那种经反复模仿、复制的，让人一看头都大了的，被称作“商品”画的那种），俗不可耐。而有的却彩墨淋漓，赏心悦目。同样的为大众所喜爱，具有富贵吉祥寓意的题材，同样的一枝笔，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关健就在于作者有没有哲学思想、文化素质（包括文学修养、美学理念、书法功底）和创新精神。

　　21世纪，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进入新世纪前后的中国画的理论创新与突破陈规的创作实践，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个优秀的画家也许可以满足于技法的娴熟完美，在既有的领域里毕其一生精力抵达某个高度。而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则不能停留于此，他必须提供新的艺术观念，开创新的艺术审美潮流，改写一个时代的艺术方向。我相信这句话：“越是民族的越能走向世界”，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绘画艺术，应勇猛地走向世界，傲立于世界艺苑之林。让中国的文化艺术的软实力，与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硬实力相匹配，这正是我们所要努力和希冀的。

　　（由书画家、作家陆景林撰写的《中国花鸟画创新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中国花鸟画创新发展的专著，近日巳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18万余字，图文并茂。该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画的概念与定义、中国花鸟画的起源、创新与发展；中国画与象形文字、书法的“同源”关系；民族性是中国画之魂；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是中国花鸟画创新发展的动力等。

　　陆景林现任绍兴市美术馆馆长、研究员，已出版的美术专著有《中国美术史上的山阴现象与现状研究》、《绍兴书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