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共同追求。但在士人和文人，同一表象之下，却有着根本不同的目的。与仕相反的隐，也是古代读书人的一个重要人生选择，但在士人和文人，其之所以选择隐的方式，同样有着不同的目的。

　　“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士人或仕或隐，围绕着“天下”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士志于道”，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士人以自己的努力由读书而做官，是为了取得一个能够经时济世、为社会苍生作出更大贡献的平台，为天下之乐谋福祉。道不行而隐，绝不是对天下的抛弃，而是为了更完善自身的德行和学养，作好更充分的准备，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出来推行“兼济天下”的士道。所以说“进亦忧，退亦忧”，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坚守担当的责任感，这样的忧就不是“戚戚”的，而始终是“坦荡荡”的。“天下为公”，仕则为庙堂文化，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隐则为山林文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然是士人仕的表率；其高卧隆中，已定天下三分，更是士人隐的典范。

　　文人则不然，他们所谋求的是个人之乐而不是天下之乐，其资本则是吟诗作文的才情，把个人作为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明珠”自恃超人的优越感。做了官，就足以证明我的优越，可以“扬眉吐气，激昂青云”（李白），春风得意、“白马银鞍”（徐渭），“出人头地”而“给人看颜色”。一旦做不上官，便以“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心理愤世嫉俗，怨天尤人，选择隐的方式来证明我怀才不遇的优越，实现自我满足的快乐。而当上了官，发现官场原来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福地，恰恰相反，它必然限制自我的价值，“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点，袁中郎、董其昌、袁子才等体会得最为深刻。当官“备诸苦趣”，如“鹅鸭鸡犬之类”为人所笼，“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袁中郎《与汤义仍》、《龚惟长先生》、《罗隐南》）。所以，他们最终都选择了隐的方式，或辞官，或虽不辞官但不上朝。摆脱了牢笼，便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江湖、市井中实现“花月美人”的个人享乐，“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张大复《戏书》）。所以说“以己悲，以物喜”，而“天下兴亡不与焉”。其状，固然是“戚戚”的，其乐，也决非“坦荡荡”的。像张岱，纵情游冶，似乎其乐无穷，但万贯家财耗尽后，不觉落得晚年的凄楚；尤其是身当家国破亡，面对匹夫匹妇的慷慨激昂，得无愧乎？

　　相比于士人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文人的行为，梁启超评为“上流无用，下流无耻”。所谓“酸是书生本色”。这里的书生，主要指文人而决非士人。文人念念不忘的是个人之乐，所以其仕也酸，隐也酸。士人自强不息的是天下之乐，所以其仕也浩然，隐也浩然。文人仕则身在庙堂而超尘脱俗，沉湎市井的花花世界，隐则不去山林而流连风月，同样沉湎于市井的花花世界。所以说文人的人性文化，无论仕隐，都表现为市井文化。无非达者表达为淡泊闲适，穷者表现为怨愤冲动。士人仕则居庙堂而忧民，其人格文化表现为庙堂文化；隐则处江湖而忧君，其人格文化表现为山林文化。所以说，人格文化，在利他，利天下，为之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具体表现为换位思考。当了官考虑的是为民，这是庙堂文化的本质。当不上官，考虑的是政府，这是山林文化的本质。人性文化，在利己，为之不惜牺牲别人和天下的利益，出卖朋友，出卖恩人，甚至出卖国家，具体表现为本位思考。当了官考虑的是为己，与百姓贫贱者唱对台戏，损害国家、百姓之利益谋取一己的利益，享受花花世界穷奢极欲的快乐。当不上官，考虑的还是为己，与政府权贵唱对台戏，抱怨政府的不公，抱怨百姓的太没有文化，以“穷开心”的方式享受花花世界的快乐，这是市井文化的本质。晚明以降有一个“山人”现象，即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文人。都自号“某某山人”，但这个“山人”并不是隐居在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过艰苦的物质生活，而是活跃在市井的青楼酒肆中过花天酒地的声色生活。所以像唐宋时的市井文化，其主流为市民文化、民间文化，而非读书人的士人文化；而明清时的市井文化，则由读书人的文人文化参与到了其中。人性大解放，人格大崩溃。优秀的唐宋文化，无论其作者为仕隐，其主流是人格高尚者，而人性或有约束，“艺术家是精神文明的工程师”，是人民的“孺子牛”，以健康的体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精神的食粮。优秀的明清文化，性灵文学，无论其作者为穷达，其主流是人性真率者，而人格每多缺陷，“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是生了胆结石的病牛，但却结出了牛黄，是精神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