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戒 私

　　4月5日、6日两天，我赴江苏徐州和张伯英艺术馆馆长王昌庆进行了一次亲密无间的坦诚交谈，获益良多。

　　他自谓“粗人馆主”，实际上头脑活络、精细入微。他能有眼光锁定民国大家张伯英，并以一己之力创办张伯英艺术馆，又短时期内迅速决定将占地100余亩的张伯英艺术馆交政府部门主管运营，既显示了他的文化远见，更展现了他“真放下”的舍得精神，用他自己的话：“人只要能戒私，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好。”他毫不掩饰他对启功先生的好感：“我为了张伯英艺术馆的事，曾三次拜谒过启老，他谈起老师张伯英的时候，没有一次不尊称‘大人’、‘先生’，最后一次启老健康状况明显不行了，他还问‘我能为张伯英先生做点什么？’‘张伯英艺术馆’几个字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由启老题写的。”

　　张伯英1949年2月病逝于北京，他的墓碑上，刻着齐白石的题诗：“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宿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来者”王昌庆结缘有缘张伯英，他自以为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做了一件敬静功德的事，“我不‘文’，但能化，我不多‘知’，但多‘识’，我能做成事，重在悟，重在专心致志、一以贯之。”

　　听王昌庆侃侃而谈，稍不留神一句精彩的话就溜过去了：“小人物讲大话，大人物讲小话，再大的人物不讲话。”呵呵，有意思不！

　　学问在民间，思想在民间，中国文化之根在民间。对了，王昌庆给我的名片上还有一个头衔可代表他的审美倾向——徐州市民俗学会副会长。

　　——蔡树农

　　我是个粗人，幼年即经历“文革”，没正儿八经读过多少书，但是我比较喜欢古董和收藏。在收藏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张伯英这个人，当时对他还谈不上有多少认识，只是觉得他的字写得好，石刻很漂亮。

　　大概是冥冥中与张伯英有缘吧，有一次经朋友孙统义介绍，我认识了孙鸿啸老人。听了他的叙说，我才知道张伯英原来是出自徐州的书法家。后来，通过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进一步交流，并走访了张伯英的亲属和学生，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了张伯英更多的信息，使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令我对张伯英乃至彭城张氏一族产生深深敬佩之情的，是在结识了著名的《金瓶梅》研究学者吴敢之后。说起彭城张氏，吴先生如数家珍，从他的口中，我知道了张伯英的四世祖张胆，五世祖张竹坡，祖父张达，父亲张仁广，皆精书法，善词章，行善事，捐粮财，为当世俊彦。现今徐州及周边地区的一些保护文物，如荆山桥、二中的文庙（孔庙）、云龙书院、博物馆东侧的念佛堂以及萧县的龙城书院等，均为彭城张氏所建。

　　2002年，我去北京拜访启功先生。谈起张伯英，除仰慕他的艺术成就和对自己的教益外，启功先生更多的还是钦佩他收藏古籍方面所做的事情。我当时还没当回事，等到我返回徐州，去市图书馆古籍书库做资料调查时，看到了一部名叫《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书，装在500多个樟木箱中，每箱10几册，整部书应该有上万册。据朱志明主任介绍，这部书是徐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每一册都是国家珍贵古籍，是张伯英在北京购买后送到徐州的。我看了以后，心中大为震惊，张伯英的形象也逐渐在我的心中清晰起来。我感觉到，不能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写字的，或者看成单纯的书法家，而应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上来看张伯英以及彭城张氏对徐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从认识到了解，从感兴趣到敬仰，使我产生了要为张伯英及彭城张氏做点什么的想法。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尽管做了这么多了不起的贡献，但张伯英及彭城张氏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徐州人，我感到这是个缺憾。我要通过努力，展现张伯英及彭城张氏的风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促使我兴建张伯英艺术馆的初衷。

　　张伯英艺术馆以收集、整理、保存张伯英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物资料，并以研究和推广其创立的彭城书派伯英书体为办馆宗旨。目前，张伯英艺术馆已建成了集吃、住、行、游、购、乐为一体的大型文化交流中心，今后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以文化带动产业，以产业发展文化，最终形成一个文化产业链条，做到“内和外通”。

　　张伯英及彭城张氏在历史上是为徐州作出过很大贡献的，虽然尚未进行挖掘，但由于有了这个馆的存在，表明了民间对其的认知度，体现了一种公平。由于兴建了张伯英艺术馆，我也有了些变化，朋友们说我从一个“粗人”逐渐进入到了“文化人”的行列，这话似乎有些道理，因为耳濡目染，人心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