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圣贤多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以贫贱为光荣，以富贵为可耻，这似乎是自古读书界的一个普通风气。文人如此高唱，士人也这般低吟。其实，两者对于富贵和贫贱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根本上，无论士人、文人，都是追求富贵而拒绝贫贱的，无非一者追求天下人的富贵，当然也包含了个人的富贵；一者追求自己个人的富贵，而不管天下人的富贵还是贫贱，甚至不惜陷别人、天下于苦难。即使“四人帮”，鼓吹“越贫穷，越光荣，越富裕，越可耻”、“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宁可坐在自行车后面高呼解放全人类，不愿坐在宝马车里韬光养晦”，固然从言行上致力于天下人包括个人的贫穷，虽没有从言上追求个人的富贵，却仍在行上致力于个人的富贵。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对富贵、富裕的追求，是人类包括每一个人的本性。

　　但士人对天下人包括个人的富贵追求，以“道义”为准则。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固穷”，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绝不是以贫贱为目标、为光荣，而是为了“安贫乐道”，用个人一时的贫贱来谋求社会的、天下人的富裕包括个人今后的富裕。所以，孔子明确表示，只要不违背道义，条件允许，他也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富裕生活为快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只有“不义而富且贵”，才“于我如浮云”。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可见，在儒学士人的观念中，富贵和贫贱，从人性的一面，孰荣孰耻，全以道义为评判的标准而不是以其本身为标准。合于道义，以富贵为光荣，贫贱为可耻；违背道义，以贫贱为光荣，富贵为可耻。他们倡导富贵，但自恃却清贫，以俭养德，后天下之乐而乐，决不先天下之乐而乐。

　　文人对个人的富贵追求，以“人欲”为准则。“白马银鞍”、锦衣玉食、风月美人，极眼耳鼻舌身意之乐，才不枉此生。追求到了，他一面享受着这富贵的生活，一面又做着“文章憎命达，诗必穷后工”的诗文，鼓吹贫贱的光荣和清高。如张耒取笑秦观：“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追求不到，潦倒困顿于贫贱的生活之中，由爱生恨，于是便滋生出仇富蔑贵的心理，以贫骄人，鼓吹贫贱的光荣和清高，以满足其意念上的畸形快感。由于文学史上，无论身处富贵还是沉沦贫贱，文人们的诗文一致地高唱“穷苦之言”，误导了我们对富贵和贫贱孰荣孰耻的认识，而不知他们所说的，都不是真话，而是假话或反话。他们倡导贫贱，认为“富贵近俗，贫贱近雅”，但却自恃奢侈，以奢纵欲，先天下之乐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楼酒肆，于晚明以降大盛，正是他们常去的场所，纵酒狎妓，及时行乐，而无论家财万贯还是贫无立锥。董其昌身居高官，但每当朝廷有重大纷争，必乞假归乡，流连于大运河一带的市井，更于家乡广置田产，强抢民女，妻妾成群，“不知老之将至”地寻欢作乐，于天下民生超尘脱俗，于个人食色穷奢极欲。袁中郎、袁子才、李渔、张岱包括徐渭、扬州八怪等，或辞去权贵，或不求权贵，或追逐权贵而不得，同样在市井的花花世界放荡纵欲，以为风流。袁中郎甚至认为，人生其乐之一，是在生前把家产耗尽，不留一分遗产给世人。张岱于明朝覆灭，作《西湖七月半》“清梦甚惬”。相比于士人无论穷达皆节制个人的物欲而谋求天下的福祉，无论穷达的文人正是抛弃了天下的福祉而追逐个人的物欲。所以说，士人的人格文化，穷则表现为山林文化，达则表现为庙堂文化，追求天下人的富贵。文人的人性文化，无论穷达皆表现为市井文化，追求个人的富贵，“天下兴亡不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