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者如堵的埃及国家博物馆里，最冷清的展室莫过于碑铭馆了，它要比摆着莎草纸书的文献室还要寂寞，挡住观众脚步的不是那些精湛的雕刻艺术，而是那些冷漠死寂的文字。埃及最早的一块碑产生于5000年前的古王国时期，那时的文字已经成熟，由于所记录的多是神祗的谕示和法老的诏令，所以埃及人把他们的象形文字称为“神的文字”，而石碑就是保存神的文字的最好最永久的形式。

　　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印度的印章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一起，曾被列为世界上的未解之谜。因为埃及在纪元前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以前盛行的象形文字被废弃不用，成了一种死亡的化石，在2000年里无人能解。这等于宝库虽在，钥匙却丢了，无法进门。幸亏后来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经过研究，找到了这把钥匙，破译了它们，从此人们也可以解读这些古人留存下来的内容了，是商博良救活了这些业已死亡的化石。

　　商博良赖以解开象形文字之谜的，就是一块碑。这块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以在拿破仑占领埃及的时候被发现于罗塞塔港而得名，以后在法国人投降之后被运到了伦敦，成为大英博物馆里最重要的收藏。相对于埃及的文明来说，这块碑的产生时间不早，是在托勒密时代才刻成的，距现在只有2000多年的时间。其实那时真正的埃及已经消亡，它已经沦为马其顿王国的海外殖民地。托勒密是亚历山大的部将，他在接管了埃及之后，还保留了它的文化，仍称自己是法老，还在使用着埃及的文字，只不过与希腊文字同时使用，这就是殖民地的特点。这块碑的内容是记载着一则祭司们的宗教敇令，同意为新的法老托勒密三世加冕。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显示了祭司们无比的威力。这则敇令被刻在一块巨大的黑色花岗岩上，表面磨得非常光滑，外形并不规整，呈自然形状。在碑上，按照当时的规定，用了3种文字进行书写，都是同样的内容，从上到下分别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的通俗文字和古希腊的文字。在托勒密时代，象形文字是在被神庙里的祭司们使用着，作为正式的文字而被称为是“僧侣文字”。在民间则流行着用于速记连写的通俗文字，至于希腊文字则是官方语言，把它们并列在一起镌刻，就为商博良的研读和解释提供了极好的范本。埃及的这些文字虽然也是象形的，但它并不是和中国的象形文字那样是一字一义。商博良以自己通晓的希腊文字为依据，一一对照，终于成功破译了这些神秘的符号，如同阿里巴巴一样敲开了深藏的大门。

　　我相信，绝大多数来到埃及国家博物馆的观众都不可能有商博良那样学识渊博，都不可能解读那些古远的文字，哪怕是有耐心读完下面的释文。令我感兴趣的，倒不是碑文的内容，而是碑的形式和镌刻的方式。

　　象形文字是一种正式的纪念碑文字，它被广泛用于各种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载体之上，多作为铭文之用，如同中国的篆字。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埃及人的碑并不限于我们对碑的认识，而有无数种形式。古代的埃及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说话的民族，他们通过自己的象形文字来到处说话，既在莎草纸上说，也在石碑上说，甚至还在一切可以留下文字的地方说，他们把石头当成了自己的书。遍行埃及，我到处可以看到这种象形文字，无论是方尖碑上、柱子上、神庙的横梁上、神庙的墙壁上，甚至在雕像的身上、棺材和木乃伊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相对具象，形式感非常强，富有图案感，大小基本如一，因此当它们被镌刻在这些载体之上时，尽管内容非常神圣，但对于不认识它们的人来说，令人感到这些文字所具有的一种抽象之美，它们如同图案一般被点缀在各处，或大或小，或阴或阳，整齐划一，与画面一起组成了丰富的构成。

　　在一般中国人的心中，碑的概念最早是竖立的石头，后来是指上面刻有文字的规整而光滑的石头，而且是以文字为主，略带点图案。凡不规则的自然形状的石头，上面被刻了文字就称为碣，秦始皇时巡行天下，命宰相李斯到处题字刻石，除了圆形的石鼓之外，大多是题在摩崖之上的碣。碑在中国出现得很晚，直到东汉的熹平年间，才由朝廷颁布，把前朝的经书由蔡邕来书写，刻在磨平的石板之上，一块一块地立在宫门之前，让人们阅读，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在此之前的先秦年代根本寻不到碑的踪影。

　　但在埃及，碑的这一定义被大大地扩展，它的形式也无所不有，似乎只要是石头，上面就可以刻碑，而且并不在乎是图是文，都可以相互混杂，并列相存。最出名的碑是方尖碑，那是刻在一块高而尖耸的纪念碑上，上面布满了象形文字，那是为神和法老纪功的石刻。阿斯旺的采石场里还横躺着一块未开凿完工的方尖碑，竟然长达40多米，那应是世界上最为宏伟的石碑了。博物馆里还有一块著名的《以色列碑》，这是立于公元前1208年第19王朝时的一块碑，上面以诗歌的形式来记述了当时的法老战胜了利比亚人的伟大功绩，同时赞颂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平定安宁，没有动乱，碑中有“以色列荒芜，其种无存”的字样，这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及到以色列这个名称，与《圣经》所述相符，是一份珍贵的史料。这块碑是矩形的，顶部呈半圆形，碑身中下部刻有整齐而密的象形文字，碑额部分用浅浮雕刻着法老在神明的佑护之下接受利比亚人投降的场面，这种书画结合的方法在中国的诸碑之中鲜有见到。

　　古代的埃及人并不介意在一块碑中究竟是以文字为主，还是以图画为主，他们只管根据碑文的需要就随意取舍。如果碑上的文字多，那就是一块纯文字碑，如果需要加上图画，那就得看是文字多还是图画多来分割画面。也有的碑上基本全是画面，等于是一块画面充实的浮雕，文字穿插于其中，但却具有主导的纪念作用，所以还是碑。有两块为拉美西斯二世大帝纪功的碑，一块碑面上大部分是文字，下部是碑文，写着这是纪念拉美西斯大帝即位18年的碑，这可以算是非常重要事件的碑。另一块碑上基本全是画面，画着拉美西斯正在向神明献祭的场面，刻着“统治者之荣耀”的字样，以及他的诸种战功，这就是一幅文字和图画同样起作用的碑，而不是普通的浮雕。有一块碑非常有趣，碑的内容是以死者的口气来写给生者的一封信，而死者是一位法老。碑上的文字和画面各占一半，但书写者没有计算好，以至字越写越小，到最后一行时已经没有地方写了，只得把字刻在画面上。

　　碑的手法也多种多样，绝大多数的文字是用阴线刻成，如果字体大，那么就用阳刻来完成。有少量内容非常重要的碑上被涂上了重彩，想必当年立碑的位置非常显赫。

　　但是，遍观全馆，最为奇特的一种碑就是人形方箱碑。这种碑上以圆雕的方式雕着一位人物，以女姓居多。她双腿蜷曲而坐，双膝之间的裙子被绷成了一个方箱形，工匠们就在这个方箱之上刻了许多碑文，这一种碑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见过，是埃及最为独特的碑形。最有趣的一尊方箱碑就是《塞纳穆特和纳芙瑞之碑》，雕着女法老哈舍普苏特的宰相塞纳穆特把年幼的小公主纳芙瑞抱在胸前，双腿间绷紧的长袍形成了碑身，上面刻着整齐的象形文字，因为他是公主的老师。这样一种形式与其说是碑，还不如说是雕像，但在这种雕像之中，文字是在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还是碑。

　　碑这种以文字刻在石头之上来纪功的形式，以后通过统治的马其顿人传到希腊，再东传波斯、印度，当犍陀罗的佛教造像艺术诞生的时候，受埃及这种书法和图画结合在一起的碑的形式启发，产生了佛教的造像碑，以后又东传到中国，在魏晋时非常盛行，然而这一段碑的流传史却是无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