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书法院、《书法导报》主办的“心印——姜寿田书法作品展”将于5月11日在杭州南山路恒庐美术馆举办。 ——编者按

　　姜寿田作为一位有创见的书法史学家，在长期的书法史研究与考查中，形成了他认识书法特有的考察方式。他善于在悠长的时间和寥廓的空间距离中观察书法史，清理出宏观的书法因果脉络。历史上一个书法时尚的来龙去脉可能卷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事件时常架构起巨大的跨度。这就需要史学家有高远的眼光，许多史料或者具体的书家与作品必须置于宏大开阔的视野下，进行承前启后的定位、编码，继而解释包含的各种意义，或者证明某些普遍存在的规律。他对书法史视域有较大的接纳周期，长期专注研究书法发展的历史存在，使他超越和抵制书法之外的动荡。正因为如此，他逐渐建立书法内部结构发展的逻辑观。这种逻辑观，给他带来了重大的力量，并发现一些重大的历史结论，比如在《理想与偶像——王羲之与书法史有机境遇》，就张怀瓘《书断》对张芝创立今草的置疑与合理的推断，从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道出张芝创连绵今草的荒谬，并一一推理出张怀瓘自己杜撰出张芝创连绵今草的“托古改制”的原因。“将公认的王羲之创立今草的书史地位抹杀掉，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和遮蔽王羲之在唐代的影响，建立起‘神格’论的全新书法审美体系，而书史上取代王羲之的最佳人选当然是非赫赫有名、史不绝载的张芝莫属了。”从而进一步理清了今草发展的历史与王羲之在书史中的境遇。他以批评家的眼光研究历史，没有过分拘泥于事件过程，恰恰对书史事件有较大的周期考察心态。在他看来，书法发展的逻辑与书法事件是书法史赖以发生的基本舞台，事件可以变化与更换，但是，书法发展的逻辑不能乱。

　　对他来讲，一个长时段形成的书法发展的逻辑，某种稳定的构造和性质缓缓浮现的时候，许多无关宏旨的局部作为多余的史料遭到了遗弃。某些时候，这些史料甚至被视为一种干扰，一种遮蔽总体图景的障碍。大规模书法事件或者某种普遍的范式远比各种细节准确。当一种历史观念被认可形成一种共识，它就会成为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在深远的书法历史发展中，没有人可以否认个人的自由选择，否认个人的独特性格，但是，个人的自由与独特不可能不接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姜寿田多年对书史关照批评意识的坚守，让他的书法批评获得学理的支撑点，是他史识眼光下的批评获得宏大神韵的原因。

　　姜寿田比较真实的求学态度，或者说更为开阔的阅读视野，让他不同于一般的书法史学作者，拉开了与其他书法史作者对书法认识的距离。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书法试图摆脱意识形态辖制，寻求本体独立，但却无法获得本土语境的理论支持的境遇下，书法美学在学科体系、审美范畴方面受到西方艺术哲学的范式影响，并由此开启了当代书法理论与当代书法创作的新纪元，使当代书法理论摆脱了述史考据的单一化旧学特征，而具有了新学特征。”随着书法语境的变化，研究与认识书法的方式也将随之改变，这是发展的必然与要求。守旧、狭隘眼光认为书法是民族的文化必须用民族的方法考察书法，但问题是当下的中国人已经没有纯粹意义上民族思维了。考察书法发展历史与当代书法的异同，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同时，中国与世界在语言、行为、思维、情感方面受现代科学的媒体影响，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因此，想要剥离出所谓传统书法本质与纯粹的书法价值，更多的只是一种态度。进入20世纪，这种因为开放的文化视野，书法研究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对某些自认为纯粹的“传统主义”积存已久的悲哀。我们的时代，守着旧时的语言，当作文化的象征，这是一种多虚伪的文化。

　　我一直很欣赏姜寿田“摆脱了述史考据的单一化旧学特征”。他在把握书史研究与书法批评的关系上，做得比谁都优秀。一般用史料来论说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展开个案分析时，容易落俗。很多的史料堆集，貌似高雅、有学识，其实骨子里是俗的，说的都是公共的大道理，思想路径是公共的，甚至连批评的文风也是公共的。往深处看，其实匮乏的是智慧和创造力。姜寿田书法批评的写作，却处处洋溢着自己对书法的理解。繁复的书史材料没有尽头，我看见他的批评只是用创见的眼光在众多的史料中照亮当代书法的气象、书法的审美、书法的因果。这些个案在作者的目光下，串络了、点亮了闪烁的文明碎片，这就是批评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