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龚伟海先生来电，嘱我谈谈对他创作的历史人物画作品《海派百年》的看法，后辈惶恐。窃以为，当今历史人物画的繁荣虽得益于当下提倡主题性创作的大文化语境，然这也应该是艺术家通过作品呈现自身的创作心路和艺术态度的途径。这缘于人物画创作的社会影响，主要来自人物画家对现实生活、现实感情的关注。这既是人物画在绘画各门类中占据主流位置的原因，也是它由衰转盛的重要征候。

　　细细品读伟海、王宓先生的《海派百年》，总觉似乎隐约着一丝悲悯，是历史的反思，还是现实的无奈；艺术家的历史责任和情感关注跃然纸间。

　　笔者以为，从“海上画派”到“海派绘画”，再到现在所谓的“新海派”，是中国近代绘画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可以说，“海派”的形成，正值近代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当时的传统学术与文化在五四时期的断裂，虽然源于对旧的社会体制的反思和变革。“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也确实是当时社会需要改革和进步的观念准备。而在此后的100余年里，中国社会持续不断地动荡，为各利益集团统治所需的文化与观念相继出现，并不断地更替。有人说，那就像一条不间断的河，虽时有消涨，但总是杂汇万源。然而，在反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架构起新的文化体系以适应与中国时代变革所需的文化语境。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不断地有人拿中国当作一个超级实验室。这种现象首先体现在各类文化体验上，有西方文化的移植，也有传统文化的变异。新中国大一统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对于西方文化的排斥，也使我们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冲撞。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边缘化。而在摈弃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新的文化体系也被支解。

　　其间，面对中西两大视觉艺术体系的巨大差异，艺术家们或坚持传统文人画创作道路，坚持“中西距离说”；或移植西方的视觉艺术体系，致力于“中西合璧”。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并实现文化的复兴。

　　可以说，“海派”的形成也主要缘于开放性的经济文化背景，这固然首先取决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反过来也使上海成为一个不同于国内任何地区的特殊城市。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充满着机会的地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一块可以避开兵祸、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土地。值此，20世纪初期的海派艺术家们曾以商业化、平民化的艺术趣味将中国画的表现力推向全新的广阔领域，这对再度走向多元并存的当代艺坛而言，也无疑具有极其现实的参照价值。而以费丹旭、改琦、任渭长、赵之谦、胡公寿、钱慧安、虚谷、张熊、王礼、杨伯润、吴榖祥、任伯年、吴昌硕、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陆俨少、唐云等为代表的不同画风造就了海上画坛史无前例的多元化景象。他们既承传着传统绘画的精髓，也接纳了外来文化的营养，更引领着近代中国绘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通古今、融中西的自新之路。

　　反观，当今之中国已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行列，其政治与经济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却无法在世界上树立中国的现代文化身份和艺术形象。究其原因，文化艺术界对现实生活的疏远已成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艺术家呈现的中国文化观念以及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理念只是一些文化碎片，不管这种倾向有何种理由，整体性地远离现实，不但不利于中国画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这应足以引起我们艺术家认真的反思。我想这可能也是龚伟海、王宓先生创作《海派百年》的初衷吧。

　　单就创作技法而言，《海派百年》也不失为一件新海派水墨历史人物画的倾心之作。艺术家礼仪化的造型意识使创作的人物造型成为了一座座丰碑。他们在沉思，亦或在凝视，我想，这应该是伟海、王宓先生自身情感和人生体验融合；所以，它决不是概念化的程式。我们说，就其作品创作本身讲，艺术家所能达到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而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会有选择，认识自己最适合画什么，对什么最有感情，最有感悟的又是什么？你占有的表现题材正好是自己的优势。当然，对有些风格相对成熟的艺术家来说，创作不能总是老套路，这就要求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在相对稳定的风格中力求别开生面。基于此，伟海、王宓先生扎实的造型基础和成熟的布局把控将使他们成为成功的艺术家。

　　诚然，我们在欣赏优秀的绘画作品和探究艺术家的创作心路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寻找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因为这是艺术创作的本源。在此，《海派百年》无疑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