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论天地有正、戾两气，钟于万物和人类。这个“戾气”在今天含有贬义，我认为以“奇气”称之较妥。但曹雪芹并不以“戾”字为贬义，他所称颂的贾宝玉便是秉天地之戾气而生的。不过整个文化史上，以正、奇并称的更为普遍，如“奇正相生，其用无穷”等等。当然，正没有纯正，总是正中有奇，只是大体的成分为正；奇也没有全奇，总是奇中有正，只是大体的成分为奇。先天的人性本没有善恶，但一定有正奇；后天的人格讲善恶，正可以养成善，也可以养成恶；奇可以养成恶，也可以养成善。从普遍性上，正更容易近于善，而奇更容易近于恶。

　　士人，一般都以正为本，“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并不否定怪力乱神，而是敬而远之。执著于正则拘，以正驭奇则生动活泼。文人，一般都以奇为本，求怪求奇，标新立异，且往往执奇而斥正，以振聋发聩。正者，中庸，不偏激，不极端；奇者，极端，偏激。如以雅俗论，士人、文人都讲雅俗，以正视雅俗，如黄庭坚所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或问不俗之状，曰：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也就是说，士人之雅，平常是看不出来的，简直与普通人、与俗人一样，但大是大非的关头，便表现出他的正气浩然，这就是高雅。像陆秀夫、文天祥，平时根本没有什么特异的行为、言论引人注目，但元易宋祚，蹈海就义，传诵千古。以奇视雅俗，平居必大异于俗人，临大事则一筹不画，毫无忠义可言。也就是说，文人之雅，平常的生活中便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但大是大非关头，则不如匹夫匹妇。如董其昌、徐渭、袁中郎、钱谦益、周亮工、袁枚、扬州八怪等等，平常一个个风流倜傥，自鸣清高，或超尘脱俗，或愤世嫉俗，大异于普通人，大异于俗人，但国家有大事，则一个个往后退缩，甚至变节投降。

　　今天的文人们，为古代的文人作张扬，把他们平居大异于俗人的言行奉为人品高尚、精神优美。我曾指出他们的忘恩负义、卖国变节决非精神优美而是人格缺陷，有人便为之辩护，说他们是不得已为之，事后不是也有悔过的诗文吗？那么，请看顾炎武的评价：“古来以文辞欺人，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摒斥不容，而后发为悲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身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用是餤。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也。”顾炎武以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文人的无行，上推到王阳明。梁启超则认为，推到王阳明未免过分，但对于由王学而李贽的那一帮“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的文人，是“一个也不能饶恕的”。也许有人会反驳，孔子不也讲狂狷吗？徐渭等文人不正是狂的典型？而董其昌等文人不正是狷的典型？其实，孔子讲中行，但真正中行的人很少，所以或者倾向于狂，或者倾向于狷，以中行为根本，都不走狂狷的极端。而董其昌的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决非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渭的折腾闹事，放言肆谈，也决非士人尽瘁尽职的进取。或以董其昌等文人的人品、艺品为正，而以徐渭等文人的人品、艺品为奇，大谬。离开了中行的根本，极端的狂和狷都是奇。用孟子所说，“位卑而言高”的狂，绝非孔子的“进取”；而“居于朝道不行于天下”的狷，亦绝非孔子的“有所不为”。

　　人品的正、奇，有人格的道德标准，过了这个标准，尤其是奇品，很容易沦为恶。这也是古人所说学龙伯高不成，犹为谨勑之士，而学杜季良不成，则陷为天下轻薄子的意思。而做事的正、奇，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是文艺之事，标准更是多元的。恶不可能翻为善，粮食大减产不可能翻为大丰收，但劣可以翻为优，当然优也就成了劣。

　　士人以正为本，守正用奇，以正驭奇，在人品上讲善，在艺品上讲优点，与众相同而出类拔萃。相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温柔敦厚，离开了这个根本，“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黄庭坚）。正往往是没有特点的，强调共性，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文人以奇为本，执奇舍正，以奇斥正，在人品上讲真，在艺品上讲特点，与众不同而标新立异。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开拓万古，推倒一世，我自为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袁宏道）。奇是最有特点的，强调个性，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顾炎武曾对前者评为“多一篇多一篇之益”，而后者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这是有其背景的，是因为点心、药物太多，粮食被废弃了。其实，狂狷之艺，性灵派的闲雅，奇崛派的孤愤，还是需要的。“何文人之多”，不是不要文人，而是文人太多，士人太少了。

　　士人可敬可畏，但有迂腐可厌处；文人可爱可怜，但多卑劣可恨处。而长期以来，我们不作区分，盲目地推崇文人，第一，把士人的优点归诸于文人；第二，把文人的优点作过分的夸大；第三，对文人的缺点视而不见；第四，进而把文人富于特点的缺点也作为优点。这样，以文人为榜样，为挡箭牌，今天文化界、书画界的精英们，以文人为荣，尤其是以“恬不知耻”为荣，便把许多不良的、乃至腐败的行为，以“艺术”之名义，以“创新”之名义，愈演愈烈。

　　其实，不仅在晚明的顾炎武、傅山等，对士人与文人的异同、尤其是文人的无行作过有力的揭露，民国时的报刊上，揭露当时文人的种种行径，认为是社会的“寄生虫”，“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阴谋中伤，造谣污蔑，卖友求荣，卖身投靠，自吹自擂”等等，鲁迅称作“奴性”，既得利益的文人以阿谀超脱为奴性，未得利益的文人以咒骂怨愤为奴性；曹聚仁干脆认为“固然善于义愤填膺”却是“最靠不住的”。虽针对的是其时上海的文坛，其实自古的文人皆如此，今天的文人更如此。而我之所以写这组文字，并不是要否定文人，而只是为了指明文人的缺点，指明文人与士人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读书人。当然，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士人也是有缺点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