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画有悠久的历史，尤其与喜闻乐见的年画相结合，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版画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这个潮流中，汪苗先生的版画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思考。我认为，他在选材、处理、表现等方面都有特色。

　　一、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生活趣味足。对汪苗先生这一代人而言，是新中国版画史上重要的传承人，尽管他们的创作大多是“文革”时期的革命主题，今天，如果我们从历史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仍十分有意义。作为时代的歌者，汪苗关注生活，记录了那个时代发展和变迁的履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创作于1976年的石版画《带队干部》——一位农村带队干部，在夜深人静之际还在翻阅知识青年的“入党申请”。炉火、茶炊、茶杯、板凳等道具的巧妙安排，渲染出那个时代浓浓的生活气息。同时，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在素描造型上所达到的一个高度。人物形象包括手与脚的深入刻画，以及几条板凳的透视变化都十分精准。尤其各种质感表现，松紧之间，十分自如，呈现出其良好的学院派素质。

　　的确，汪苗先生属于思考型画家，他的艺术修养直接影响了他对生活认知和感悟能力。我在少年时，他常常讲，要注意观察生活，挖掘题材，营造艺术内涵。他创作的题材都与他周围的生活紧紧联系。比如他创作于1963年的《养蚕姑娘》；1979年的《新来的饲养员》；1980年的《江南三月》；1981年的《百里糖乡岁岁甜》、《惜》……都说明作者观察生活的细微，正如罗丹所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汪苗正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有心人。

　　二、彰显民族特色，装饰性强。这一点，当然与汪苗先生在基层文化馆辅导农民画的切身经历有关，他从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美术元素，包括色彩、构图、造型方法。他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屈原像》，就以画像砖的形式，将背景全部留白，主题鲜明，流露出他对中国传统绘画语言在形式上的探索。之后，他将这种样式加以强化，比如他在1981年的《六畜兴旺》，装饰趣味显现。经过不断锤炼、思考，他的主张更大胆和明确，并将其推向极致。比如他在1985年创作的《农家三月无闲时》，母鸡的夸张造型和各式图案的处理，民间味盎然。1991年的《家乡的龙灯》也异曲同工，画面喜庆热烈而不艳俗。

　　三、巧妙地发挥了材质之美，雅俗共赏。汪苗的版画艺术整体性强，他往往全盘设计，以黑、白、灰的概念去归纳物象的色相，抓住黑白基调和对比进行处理。画面黑白相间，黑白造势，减弱小的对比，服从大关系。求得对比中的和谐，和谐中的变化，具有黑白的形式美感和明快的艺术效果。套色版画则做到了画幅中黑白艺术形式上的一致性和色彩套色后表现手法上的统一性，既有变化又不花乱。他将作品中的全部形象、人物、道具作为几个色调单位来对待。在构图的时候，把它们安排在相应的黑白灰色阶上，依照整个画面的韵律节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火种——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等作品。汪苗的套色版画，简洁而含蓄。比如他的《喜》水印版画追求印制后产生的清淡肌理。《金腿》和《蓝蓝的天》两幅粉印版画，画面套色不多，但效果十分响亮。尤其是《金腿》，晒火腿的大妈虽背对观众，但体态生动典型，从而紧紧抓住观众的视线。他将造型美和生活美相结合，从平实的生活中删繁求简，寓单纯与丰富之中。

　　四、人物造型生动，生活细节典型。汪苗的版画中的人物形象有个性，不雷同，有典型意义。如他在1974年创作的《形势喜人》中的邮递员，《惜》中的老工人等，他将这些平凡世界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挖掘出来，从而有生活的血脉，镌刻着时代的风采，与他要表现的主题精神完全一致。而我们从他版画作品的细节，包括道具的选择和处理上就可以得到证明。这些道具虽不多，但都十分典型，比如《带队干部》中那只“最可爱人”的茶缸，令我们确认他就是当年抗美援朝的战士；《惜》中老工人提的饭盒，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