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学习绘画

　　现有资料表明，沙耆接受的是新式美术教育。1929年入上海昌明艺专，1932年入上海美专，1933年6月因参加反帝抗日宣传活动被捕，并以“危害民国”罪被控。交保出狱后入杭州艺专学习。1934年又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以旁听生资格学习。1937年1月，经徐悲鸿推荐告别孕中的新婚妻子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临行时老师叮咛他“学成归来”。显然徐悲鸿对他既是提携，更是保护。沙耆不负师恩，1939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在油画和雕塑方面取得不错的业绩，曾两获“优秀美术金质奖”，并与毕加索等参加“阿特利亚蒙展览会”。

　　沙耆早年习画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个人爱好，而在国难家仇的时代，这种爱好则向救亡图存、歌颂普罗大众、以艺术唤醒民众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崇高目标转换。我曾访问过国立艺专1941级五年制专科的张宇仲先生，访谈中，这位擅长扎染的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对当时美术界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杨守玉“乱针绣”获奖等情况如数家珍，确实非常敬业与专业。他出身四川自贡的盐业世家，家境殷实。家人对他去报考迁校到陪都的国立艺专很是惊讶。道理很简单：穷画家到处都是，不少名家还得靠他们赞助呢，你会有什么前途？当时的艺坛，除了徐悲鸿、黄君璧等人的市场稍好，绝大部分的画家若无教职则很难求生。

　　沙耆学艺除了需要勇气，更需要发自内心的真诚喜欢，还要有时代担当。而当下的艺术培训、书画考级、美术高考等如火如荼，是普及性的素质教育？还是产业经济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并不喜欢艺术，但发现学艺可获文凭并藉此找到工作，因此艺术更多地成为人生进阶的敲门砖。其结果是，学习没动力，艺术没感觉，最终没成就。时下的美术教育体系已相当发达，从少年宫到高考培训、再到从中专到博士的正规教育，培养的人才何其多，然而有成绩者却寥寥无几，整体上于社会于自己究竟带来多少的精神与物质贡献，难说。毕竟，功利性的学习往往不能产生值得一观的专业成就，甚至连其门都未入。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有的艺术博士知识面之狭窄，甚至会令人大吃一惊。诚然，这样的微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公平，成功者往往有多种的因缘际会，要求每个人都成名成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民国时期的学画者也未必人人都有所成就。但不得不说，现在的青年人学习艺术，无论国内求学或是留学，如前辈画家那样的使命感是欠缺的，一些聪明人的心思不是放在如何在艺术上取得更高的造诣，而更喜欢在“成功”方面下功夫，诸如在如何入选、获奖、炒作、拍卖甚至在坑蒙拐骗等方面用功。

　　画风如何选择

　　对艺术风格的喜好，有天性的一面，也有人生历练及审美积淀后的选择。但艺术风格在逐渐严酷的斗争时代，从内容到风格都会有一定的规定性。因此，1942年大后方重庆举办的全国“春季美展”上，唐一禾的油画作品《胜利与和平》，尽管写实却因不合国情的“洋化”（如画面上的桂冠、女神）而饱受争议，而1940年同样用写实手法描绘创作的草图《七七的号角》，因为接地气地反映街头抗日救亡宣传，一直广受好评。

　　沙耆的画风选择逃不掉时代印记，同时也被时代选择。因精神疾患，沙耆远离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又因其边缘地位，作品远离了主流艺术创作方式，因而，其背离时代的表现创作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虽然，他与“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现代艺术流派并无交集。

　　沙耆的留学生涯成绩优异，一定符合当时的西方审美主流。而自归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则与各种主流无关。其晚年的油画，吸收印象派的表现色彩，显得大气磅礴。因此业界将沙耆比成“中国的凡高”，认为他是“联系中国艺术南北方的桥梁”。环顾时下不少人一窝蜂地去“卡通一代”、“艳俗绘画”、“颓废现实主义”……他通过实践告诉我们，既要融入时代的洪流，也要保持距离，忠实自己内心的想法与审美。虽然这在当下很难，但值得尊敬而且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更大。

　　绘画之于人生

　　绘画如何之于人生？两者的关系究竟怎样？可以说，沙耆为业界提供一个范本。他的创作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画风，如苏联的马克西莫夫、罗马尼亚的博巴主持的“油画训练班”的油画风、油画的民族化风、“文革”时期的“红光亮”、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89后的所谓“当代艺术”几无关系。他的艺术时代颜色的烙印很少，而沉醉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及审美经历中，儿时在乡土看到的一些传统中国画、留学学到的西洋技法，都可以付诸笔端，一如他在人家的门上画老虎。

　　因为疾病，沙耆的革命抱负以及通过艺术创作与社会发生交集的路基本被堵死了，甚至成为生活无着的人，名利自然与之绝缘。他长期隐居沙村，其人生意义的发挥最大的可能就是绘画，这也是他能找到的唯一通道。没有画纸，就在报纸、废纸、破墙上画。不被人理解，也没关系。1981年，沙耆收韩岭村的余毅当徒弟，这是他唯一的学生。沙耆在余毅家住了将近16年，这是沙耆最为体面的一段光阴，这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硕的时期，创作了数百幅油画和数以千计的中国画。

　　他晚年的作品最为业界肯定，是在生活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多年绘画积累的产物，含早年的中国画的熏陶。画中的红色、黑色很有特点，而是否与精神疾患有关，还值得研究。沙耆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与正常人无异，犯病时则神志不清。当然，病中的画家不可能画精细的写实作品，而怎样“表现”，估计得从画家的审美积累与疾病间找到根源，未必完全是艺术家有目的的创作。

　　应该说，沙耆给当下最大的启示就是，他的绘画与自己的人生密切相联，完全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虚假，他的画之所以感人，实在是因其高度的真诚与执着。而商品化时代的艺术创作，不少是等待经济上“寻租”机会，善于对潜在的“悦己者”察言观色，不管自己内心是否真正接受某些创作内容与手法。而艺术品，则被金钱所绑架，其内在艺术价值没人关心，只关心是否为美协主席、画院院长等人画的？上过电视、纸媒、拍卖场没有？升值潜力怎样？而作品有怎样的美感并不重要。笔者并不反对艺术的商品化，反对的是时下一些画家创作的言不由衷，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抄袭仿冒、坑蒙拐骗。

　　时下的学人对沙耆的评价很高，这些对沙耆本人来说，都已属不重要的“身外之物”。他的人生，因为艺术而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