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8月16日第17版）他曾经藏有潘天寿的字，很大，八尺或丈二匹，“文革”时红卫兵来，他怕被抄，一慌，埋在灶底的灰塘里，灰塘里有火星，结果等他们走后起出，已化为灰烬了。杜先生与朱恒为同窗，当年各以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被艺专录取，水平亦堪伯仲，他们在艺专读书时，王伯敏先生还是旁听生，尚未正取。上世纪50年代中期，潘天寿重掌浙江美院，曾想罗致他去执教，惜家累太重，未能成行。潘更请朱恒，结果朱做到副教授、浙江文史馆副馆长，名声一度藉甚。而杜先生一生坎坷，两子三女皆务农，其中一女被骗远嫁，一女中年遇难，最后自己以普通教师退休，人生际遇，谁能料哉？

　　杜先生常给人家画课徒稿，四尺六开大小，山水花鸟都有，多不落款盖印，或仅写一些有关的画法。即使是完整的画，他也往往不署名，有时仅落干支别号，他自认为画得不好，字也不行，没必要签名，免得贻人笑柄。有一次杜先生出示一幅小青绿山水，也没有落款，说是画坏了，送给我权当玩玩，我裱好后给他看，他再加色加墨，最后题款，照例是不书己名的。

　　至此已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彩印挂历盛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一种条屏，下半部分是画，上面的一个诗堂是书法，也有圆形或扇形的，大多数是上海胡问遂、任政写的，我用蜡纸蒙在上面双钩油印，订成一本，保存至今。还买过杭州陈贯时的墨竹，金华孙韬成的兰石，独幅年画，都是横披，乍见之下，惊为神品。当时农村，根本没有美术教材，只能剪报，看到喜欢的都剪下来，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甚至摄影都有，几年下来，分门别类，积了厚厚五六大本，作为枕中之秘，经常翻看。后来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一册《芥子园画谱》，中国书店印的，32开本，这无异是《葵花宝典》了。

　　高中三年，游手好闲，严重偏科，升学无望，只好混迹江湖。杜先生介绍我去学裱画，谓既资糊口，兼可学画。有一次偶然逛到县图书馆里，翻到一批旧籍，唐宋大家的诗集和明清文集笔记，多是中华书局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所出，繁体竖排，几乎找不出一个错别字。这些书居然引起了我的阅读欲望，借之不足，复又窃之，也成了我藏书的滥觞。这样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断断续续读到现在，自觉收获巨大。书读到一定程度，往往会觉得自己能越过文字的壁垒，以为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当然，这已近乎意淫了。其实，画画大部分时候是手艺活，顺序渐进，熟能生巧，不用花太大的心力。倒是读书，很艰辛，须穿透文字的种种魔障，才能看到文字后面的东西，往往似是而非，难以把握，这就非得费大力气不可了。然而，读书的好处，自不待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絮絮叨叨，拉杂累赘，好像有些离题了。学画溯往，自觉题目过大，似乎太早了点，这个应该是到了晚年才动笔的，画到七八十岁，积累了丰富的心得经验，把它整理出来，金针度人，为后学指点迷津，功莫大焉，像钱松嵒的《砚边点滴》，陆俨少的《自叙》、《山水画刍议》等等。奈何仓促之间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只好将就着用，当摆龙门阵好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