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书法家宋涛先生的《杭州书法史》，我细细拜读，启发颇大。

　　像《杭州书法史》这样一部区域性的书法史，要在浩繁的历史文献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杭州书法特有的史学体系，并能写出杭州书法发展中既具典型意义，又与普遍规律相吻合的“史传”和“史论”来，极具难度。一部称得上具有现代史学意义的著作，既要号准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性的典型“脉象”，同时也要看清其中带有规律性的时代“脉络”。这样一种难度靠什么来克服？我觉得，宋涛是以他多年来的学养，以眼界的高度、视野的宽度与思想的深度，终结了这一难度。

　　在史学体系的构建上，书中的很多章节都安排了对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大背景的叙述和这个历史时期书法发展特点的概述，以及对于这一历史时期书法特质的论述。这种设计需要具备对于中国文化极透彻的感悟，并在此基础上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去完成，同时，还要有扎实的功底对大量史料进行融会贯通，最终以尽可能客观和准确的笔墨加以阐述。其效果就是让人在书中能够直觉到，杭州书法在历史的演进中，总是与当时非常具体而独特的文化潮流，如唐诗宋词元曲那样的文化主流，同呼吸共命运。以我细读此书的印象来说，作者这样构建的杭州书法史学体系是比较完善和科学的，它至少厘清了杭州书法发展长河中的大主流和大形势，这也是判断一部史学著作是否具备科学眼光和学术水平的一个关键点。而本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高度，与作者长期以来专注于书法实践，专研于书学理论，是分不开的。宋涛是一位勤奋而善思又力求创新的书法家，他出版过许多书法作品，同时也曾为众多书法家写过并非长篇大论的“小传”。他曾经创作过长达180多米的运河诗词书法长卷。我在欣赏他的这幅超长卷时，曾感觉到一种放眼南北大象、脉动长河大势的眼界。而正因为这种兼备已久的对于书法实践和理论的学养，才造就了在本书中的这种高屋建瓴般的眼界，才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崭新的杭州书法史体系。

　　其次，在具体内容章节的结构搭建上，我们看到了作者颇具宽度的视野。作者在撰写这部杭州区域的书法史中，最先碰到杭州书法源头这个难题，因为还从未有人写过杭州书法渊源这样的论著，或者应该从哪里入手才能探寻到杭州书法真正的源头，并无成例可循，而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又绝无回避这一难题的可能。而作者毕竟是高手，他十分巧妙地瞄准了杭州城市发祥地良渚文化和杭州地方文化之源的春秋越文化，从此去解题，以良渚先民在刻符陶文上的创新精神，和越文化在青铜器鸟虫书上展现的精致而浪漫的风尚，给杭州书法史开了一个“好头”，也找到了杭州书法史上一种极具地方特质的文化基因。于是，当《汉三老碑》充满率真和隶意的碑文走进杭州书法史的长河中，当东晋“二王”遗风回荡在江南的文化星空中，杭州书法的文化气质的奠定，以及后来杭州书法的多元发展，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作者的这种宽视野，还体现在该书更多的章节中，比如，多数章节中，既倾力于杭州籍书法家的挖掘、分析和评述，同时对当时曾寓居杭州的书法家，以及名人墨迹与杭州的关系，也不吝笔墨，择要择重来写。而因为南宋定都杭州，形成了杭州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作者在“体例”之外再辟一节，叙写了南宋名将帝王的书法。这种灵活而实事求是的视野宽度，极好地抓住了杭州书法史上的历史典型，也把握住了杭州书法的历史特征和多元发展的历史主流。唯有胸怀的广度，才能决定视野的宽度。该书体现在笔墨之间这样的视野宽度，其实也能在作者平时的喜结良友、广结善缘中真切感受到。

　　其三，在杭州书法史的发展趋势上，该书通过贯穿于字里行间的一种思想深度，指出了非常恰当的方向。作为一部当代良史，杭州书法最具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发展之路在哪里，这也是需要给予正面回答的问题。我在细读该书时，曾对作者论述这个问题的观点颇多感触，比如书中谈及书风成功转型的事例颇多，讲到清代书法时说，由帖学转变为碑学，由极衰转变为极盛，如果引用柳宗元“行舟若穷，忽又无际”的句子来形容其转变的情形是最恰当不过了。清代因为碑学的兴起，居然使得曾经举世尚帖的清初书法成功转型，绝处逢生，别开生面。不仅一个时代如此，即使某个个体也是如此，譬如当代书坛巨擘沙孟海，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希冀艺术个性化的涅槃与再生。而即使是像沙孟海这样的艺术大师，他的成功也绝非仅仅就是熔炼了一碑一帖这么简单，在具备自觉的、先进的艺术观的前提下，大师们竭尽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转益多师。该书就是这样以事实和思想来阐述杭州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必由之路，它让我们了解到了杭州书法曾经辉煌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书法艺术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基本法则和发展途径。这也是我所期待并已经看到的这本书的思想深度，而它，一定来自于作者对于书法艺术真髓的孜孜以求以及朝夕感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