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年西泠群英谱》为标志的拍卖新理念——“文化史收藏”作为今年美术传媒拍卖的一个学术倡导，因其高屋建瓴，必成拍卖收藏界之热点。始作俑者陈振濂教授，学历深厚，殚精竭虑，具有极高的创作实践能力但更有极强的理论意识。得天独厚，触处皆成锦绣文章。一件平凡的事，只要一沾他手，立马精彩倍出，但大家多以为这是他聪明才智超人，殊不知这更是他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三更灯火五更鸡，日积月累，刻苦自律；以大付出练就的能力水平。

　　如他自己在“我的西泠印社情结”一文中提到的那样：他并不把《百年西泠群英谱》看作是一个首创；或是在拍卖收藏的环境中是首创，在西泠印社研究史的领域里，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承传的一链而已。

　　专访在养病的陈振濂先生，他耐心地为我划出了百年间西泠印社研究史已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积累

　　从创社之初，西泠印社的前辈们即已经在为社史研究积累文献史料了。叶品三纂《西泠印社小志》（今有余正先生的点校印刷本）,《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即是最早的两部社史文献。而后的壬子题名，癸亥题名，虽然未集书成册，也是必不可少的珍贵史料。上世纪50年代后，以已故韩登安先生精心刻制的《西泠印社胜迹印谱》和健在元老高式熊先生搜集资料完成的两部文献式印谱《西泠印社名胜印谱》、《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一举美景一列时贤，加上50年代中后期由秦康祥、孙智敏默默编撰，王福庵审定的堪称当时最全的《西泠印社志稿》成书，作为50年代西泠潇条冷寂的另一翼，让我们看到了西泠印社中人的热血坚毅与艰难困苦精神不死！同时，张宗祥、马一浮先生关于复社重建的奔走呼吁，孤山经营小卖部的筹备恢复，文物书画的收购、直至张鲁庵大宗印谱印章的捐赠过程，则多散见于当事者的笔记和后来陆续刊出的回忆录；或还有杭州档案馆的原始文档。至于60大庆、80大庆、85大庆、90大庆、95大庆、100大庆，已有社团档案历历俱在，有案可稽。这是一个庞大的系列。许多第一手数据，都可以从此中钩沈索隐，从而获得史学家的充分重视与应用。

　　第二阶段：整合

　　从80年代起，一些零星的社史学术专题研究借80周年社庆已经悄然出现。如对社团大历史的研究；如对吴隐与3位创始人关系的研究、对上海西泠印社商店的研究、对张鲁庵捐赠的介绍研究；但总体来说，还嫌零散而缺少规模效应和整体感。一般都是在印社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各印学论文发表、书画研究成果后作为一个附录而存在，追附骥尾而已。90年代以后，西泠印社为打造已故沙孟海社长“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遗愿，又借助于赴日本东京、大阪、岐阜三地巡展的机会，开始了对几十年原有文献史料的综合研究。《西泠印社九十年》一书质量极高，在当时堪称精品。此外当时的《西泠艺丛》、《西泠艺报》一报一刊也在这方面卓有成效，为印社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100周年社庆前后，西泠印社大手笔推出整合的大成果：《百年西泠系列丛书》一函七册。一则是藏品集、社员作品集、学术论文集等等；与社史直接有关的，则是一图一史：《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它基本上囊括了10年前这一代西泠印社中人对社史研究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第三阶段：研究

　　百年社庆以后，一系列分类细化的研究鱼贯而出。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不再热衷于寻找定论和标准答案；而是不断寻求新视角、发掘新问题、提供新解释。2006年举办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暨上下册《论文集》发行，代表了这一阶段的重大成果与收获，是一个鲜明的象征与标志。而《西泠印社》社刊每期选择一位先贤作人物专题研究，自2003年一2014年持续十年多，也让我们社外人所看到的西泠中人所作出的为前辈先贤树碑立传的明确努力。央视、浙江卫视、凤凰卫视的专题片、专访节目；各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社史的发掘越来越深而细；至于个人，目前还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的，据我孤陋寡闻，至少马上可以不加思索地举出4位：一是林干良先生，介绍推介社史不遗余力，著述宏富。二是余正先生，致力于社史典籍整理与点校，已刊出3种。三是魏皓奔先生，举社委会各部门之全力，推出地域文化视角的“杭州丛书”《西泠印社》,在社会文化界影响巨大。如果加上陈振濂先生，十几年间，在浙江人文大讲堂主讲“江南士大夫文化与西泠印社”、主讲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办“守望西泠——社史研究书法展”，直到这次“百年西泠群英谱”展览暨专场公益拍卖会，也是仿前贤之例，既叙事列时贤，还据此提倡一个“文化史收藏”的新理念。10年之间，这一批以印社中坚人物夙兴夜寐焚膏继晷而完成的研究成绩单，还有甚么可置喙的呢？

　　第四阶段应该是甚么定位呢？

　　我个人斗胆以为是“深化”：争取对每一个社史细节进行刨根问底、竭泽而渔式的深入研究，找到它的问题点，使西泠印社研究史不因其110年历史而有任何步履蹒跚固步自封的弊端，仍然作为显学而活力四射。学术架构日趋庞大、细密，学科思维也日益丰满；当然，这要有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理论家持续几代人的投入。但这是极其需要的。如果有了人才保障，才会有从研究深化走向学科化的终极目标——有如百年新学术以来，有红学、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等等，再创造并拥有一个“西泠学”并使它成为“显学”，应该是我们西泠印社中人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记得在10年前的百年社庆，《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之前言《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长文中，陈振濂先生即有第一次提过倡导“西泠学”的设想与呼吁。这次《百年西泠群英谱》从创作展览、文献积聚一直到拍卖收藏的全方位展开，是否也是打造构建“西泠学”的一环？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上看这次《百年西泠群英谱》和书法公益专场拍卖的主题，看“文化史收藏”这一理念提出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以及合逻辑性，我们才会更深地掂出其中的分量。诚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只要陈振濂先生一沾手，一件貌不惊人的小事也会显示出其微言大义的巨大涵量来。一个单有创作实践积累的优秀艺术家，即使在技法、形式、风格方面足可匹敌于他，但一旦上升到观念拓展、历史定位、目标设定、全局中的价值与意义……则必定会逊色之。这是因为他有极其敏锐的创新思维，又有极强的学科意识。每有新举，不是匆忙树大旗立山头哗众取宠吸引眼球，而是必以冷静理性、严格的逻辑思维，先反复自我验证否定修改之，这使他每每处在风口浪尖中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像一个书法界、收藏界、学术界的“科学家”，无穷无尽地在探究未知世界；无穷无尽地在寻找新方向，在实验、在发问、在质疑……

　　那么以此类推：“文化史收藏”是否也是打造构建文物古玩艺术品拍卖鉴定收藏交易市场研究理论的一环？比如我们已经看到了自2012年以来“学术引领拍卖”、“我书即文献”、“文化史收藏”的三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