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美术传媒拍卖推出陈振濂先生的《百年西泠群英谱》整体钜献，也同时推出了“文化史收藏”的新理念。周边的朋友们多是从“文化史收藏”之与拍卖收藏、与书法、与广义上的当代艺术品市场作何一种横向关联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立论，我斟酌再三，觉得还有一个角度也不可忽视，这即是“文化史收藏”在纵向的陈振濂先生自己关于横贯数十年收藏鉴定拍卖研究中的逻辑伸延发展的必然性研究的视角。另立话题，拾遗补阙，或许它也能启人心智，另开蹊径？

　　陈振濂先生自是书法理论首屈一指的大家。30多年来，领袖群伦，为风气先。这并不是盲目吹捧。任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这样的学术职位全国只有一个，自然是非顶级者不能为也不敢为。既然选定陈振濂先生，他必有同时代人不能到的优势与高度。最近又当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在书法以外的宏观文艺理论方面也成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更加重了他作为学术界重要标志的分量。遍检这30年来他的学术历程，传世著作有诗学词学、中国画学、篆刻学、日本文化与中日近代书画交流史学、教育学、书画鉴定学乃至创作评审之学，其覆盖面之大，成果研讨之深，的确是同时代著名学者理论家在整体上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最近我很关注他的“陈振濂说·艺术品典藏”栏目（杭州日报每周四一期），文笔犀利，非常有思想性又有十分切实的事实、数据支撑，迄今已刊发了近30期，完全颠覆了坊间一般文物古玩类书籍常识重复辗转抄袭的弊端，令人耳目一新。据报社告知，这是一个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我想，以陈振濂先生的知识面与理论功力，这样的小栏目，他应该是驾轻就熟，手到擒来，行云流水，并无半点生涩的。

　　书法界称陈振濂先生是“思想家”。在收藏鉴定拍卖的研究中，他也秉承“思想”的立场，给予文物交易拍卖鉴定收藏这些原本重实践的领域以高端的理论定位。比如他在领导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同时，经过近十年的潜心研究，提出极具综合性大学特色的“高科技”+“人文”+“艺术”三位一体的鉴定新模式。并以长达五万言的学术论文展开论证之。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像这样以严谨的学理证明来对待文物书画鉴定的做法，目前在业界还极少见。至于他的典藏专栏写作，更是由文物古玩书画的种种当下事例，伸延向社会诚信风气、爱国主义情怀、文化价值观、生活艺术化、艺术家与收藏家鉴定家的个人际遇、名作名品与时代洪流的浮沉等等，其所具有的大视角大襟抱，是唯有陈振濂先生独有的、个性色彩极浓而且无可取代的——倘若他只是一个实践出身的掌眼人鉴定师（类似于工程师），具体看画真伪可以，但没有学科意识（它背后是学理研究、学术统辖领军角色），恐怕他不会有“思想家”的美誉。

　　回到与美术传媒拍卖有关的话题上来。从2012年首场专场公益拍卖提出“学术引领拍卖”；到2013年提出“我书即文献”；再到今年的“文化史收藏”；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三连贯的口号体现了陈振濂先生对当代书法拍卖收藏的学术定位与拓展。诚然，这三个口号分领拍卖“本体”（学术引领拍卖），创作“主体”（我书即文献），收藏“客体”（文化史收藏）三大环节三个立场三种切入点。充分体现了陈振濂先生那无所不在的学科思维、学理方法、学术意识。但我认为仅仅是借助于横向的学术覆盖面仍然是不够的。倘若没有深入骨髓、鞭辟入里的纵向专业积累，没有大量的资料调查，没有与当代20年书画文物收藏拍卖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步研究生涯和岁月磨砺，没有他大量的专题研究文章，陈振濂先生肯定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他会被指为在业内充其量一个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赵括、马禝一辈而已。但是在现在，有独立的学科高度与极强的理论意识；有对具体鉴定方法实际操作的反省与检讨以及改革方案设想；有对几十年尤其是近20年来各种具体鉴定收藏范例和市场动态的剖析与解读、演绎。抽象与具体兼容，宏观与微观并存，多重交叉多层积累，这才孕育产生出从“学术引领拍卖”到今年的“文化史收藏”的创新理念——没有这些纵向的长年积累，“文化史收藏”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文化史收藏”作为一种崭新的观念建设，必然有它的特定针对性。据我的浅见，它至少在五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涵义。

　　（一）“文化史收藏”是针对零散收藏、随机收藏而发的。拍卖会有收藏家期望收到好东西，但一则这些东西在聚集过程中并无定律，收到什么收不到什么并无法事先预定。因此就买家而言，只能是见到什么买什么，预设性很弱而随机性很强。这样的收藏方式是初兴时代的交易拍卖收藏活动所不可避免的。但其缺点是收藏品缺少系列性与关联性，缺乏主线与主题。陈振濂先生深谙此道，在他的典藏专栏里对张伯驹、叶恭绰、陆俨少等大师研究有加，成果丰厚，对随机收藏模式在早期初兴时期艺术品市场的引路作用也有充分的肯定。但他认为在20年市场培育之后，更与时俱进的思考，则不能满足于原始积累时期的不思进取。而应该随着大资本资金进入、收藏规模渐趋巨大、收藏品牌建立的新时代要求，逐渐站在时代前面作有意识的引领。“文化史收藏”即是基于这一认知而被提出的。

　　（二）“文化史收藏”是针对单体收藏而发的。任何一个收藏拍卖行为，都只针对某一件个体作品而发，别说是古字画的可遇不可求，即使是今人书画拍品，送拍也是艺术家本人或收藏家的偶然行为。比如，送5件山水画近作，5件之间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或者5件之间重复率极高完全一样——反正拍品是一件件上拍，买家拍到的只是一件，重复也无所谓。书法拍卖更是如此：一个收藏家送拍10件沈尹默作品，除了横幅变中堂变对联，书法可以完全一样，因为客户都是单个一件件买走的。这种重复性除了严重损害艺术品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以外，反过来也影响了艺术家创作的认真严肃态度，前不久艺术界争论画家作画流水作业复制自己的是非，其实也是于此大有迷惑。故尔陈振濂先生的“文化史收藏”，应该是于此极有对症下药之意义的。

　　（三）“文化史收藏”是针对艺术收藏而发的。玩书画古董文物收藏，前提当然是它有价值。价值从哪里来？从拍品的艺术品质中来。因此，艺术收藏天经地义，它是收藏拍卖的基本前提，是根基。但仅仅考虑拍品的艺术价值，又是早期业内的简单想法。比如一件齐白石的荷花中堂，只有艺术价值可论，当然也能拍出高价。但齐白石的《祖国万岁》、《和平鸽》，涵义有国庆、世界和平大会等时代文化背景，则除艺术价值外还有文化价值，记录一个时代，两者兼济，对于收藏家而言，是兼得好还是独占好？与此相似的还有如傅抱石楚辞系列、蒋兆和流民图人物系列、徐悲鸿历史故事系列、陆俨少杜甫诗意系列，一般都是越有文化支撑的越被收藏界追捧。这一点，也是他谙熟近期书画古董拍卖收藏掌故所收获的思想成果。

　　（四）“文化史收藏”是针对零散收藏而发的。与只言片语、零楮孤纸、散乱无序的一般收藏相比，“文化史收藏”不仅强调立足于艺术性基础上的文化性，还强调“史”这一立场：一旦有“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其规模与序列化自然不言自明。而“史”所带来的逻辑因果关系和前后承接关系，文化含量充沛而宏大，如果作品再出自名家之手，更可以使一场顶级的收藏拍卖交易行为，以其卓绝的影响力成为业内少见的标杆。这样的气度眼光胸襟，如果不与陈振濂先生的已有研究成果比如他出面编的收入许多名家大师代表性学术论文的《中国书画鉴定文萃》，他自己长达四万言的《需要证明》的学术论文等等即使在鉴定收藏拍卖界也堪称顶级的成果积累挂起钩来，就很难理解在今天“文化史收藏”作为概念所提出的必然性、目的性；它的应运而生的可预见性。

　　（五）“文化史收藏”是针对当代拍卖关系中对创作（艺术家）行为方式的一种“倒逼”。过去的拍卖，是古代书画以征集占主导，有什么拍卖收藏什么，偶然得很。当代书画以艺术家创作占主导，兴致来了画什么拍卖收藏什么，任性得很。它是典型的卖方巿场。但是现在，角色换了个个儿。是收藏家希望有什么则预订什么，或提出要求什么而艺术家创作什么。陈振濂先生有一生动的比喻：它好像平时我们随身穿的衣服，即使是奢侈品名牌，也是大流水线批量生产，有什么款式客户只能买什么款式。但“文化史收藏”则是量身定做的西裝、或有独特设计裁剪的时装。它是非常小众的、唯一的，无可取代的。是客户（收藏家）要求服装师（艺术家）如何、而不是服装师自说自话恣意妄为引导客户的收藏选择。听说最近北京连高端住宅都有定制跨界以求个性化的时尚风气；世界奢侈品品牌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私人订制时代。“量身订做”既然是社会经济消费能力、行业水准和时尚风气都达到高级阶段的做法，那么，“文化史收藏”在文物收藏拍卖界应该与此是异曲同工、同一机杼的。

　　一个有思想张力又切合当下实际的新理念“文化史收藏”，必然可以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作无限的解读。我的这种解读，或许也可以聊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