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艺术，力求使观众通过可见的姿势，理解其中表现和释放出的情感和富有情感的信息，这就是兴盛于20世纪初叶的表现主义艺术。观胡溧先生的画，表现主义艺术的定义成了他创作风格的最好注解。

　　胡溧先生出生于中国大都市上海，从小浸染海派文化，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着与一般中国画家和文人绝然不同的认识与理解。他那遭受外族入侵所受苦难的家庭印痕，以及由此而生之家国恨，有着常人难以窥透的深刻。尤其在定居异国他乡，那种文化差异之突兀感，强使他从别样的角度、别样的层次思考趋同的交叉点。他的思考无疑是痛苦的，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名美国名校美术学终身教授，他的文化冲突的煎熬也常常遭遇学生的不认同。他的这种处境在表象上让我在贝克曼的《夜晚》中发现了许些，这位表现主义大师所呈现的人间生活的惊愕令人怜悯和同情，甚至令人揪心。但是胡溧是一个坚定的挑战者，他不仅挑战现状，也挑战自我。在谈到他自我身份的时候，他曾说，“我更像是个世界公民。”他以为他的薪酬地并不能框定他奔放的思想和对文化祖国的认同。

　　在艺术上，他的这种思想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主题。他创作的大量作品是强调理性，强调主题高于形式。但是当他创作巨画《南京大屠杀》时，他的文化冲突再次淹过思想之堤，在艰难中他选择了“风险”。没有将这一华人熟知、家喻户晓的题材，定势定形定格，即用常规的思路，常规的语言表达。他力使从各个角度探测它，最终他从文献入手。他阅读了大量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史料。整整用半年时间阅读研究文献，目的是要让美国人知道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一次他问他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你们都知道犹太人被德国人追杀，也知道纳粹集中营，可否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着同样的血债？学生竟无人答上。症结在哪里？他翻开儿子的高中历史书，发现美国的历史课本根本没有日本屠杀中国人民的内容。1997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史书笔法写作出版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全美引起轰动，成为当年度畅销书并获得麦克阿瑟文学天才奖。张纯如让全世界（英语国家）了解了1937年南京发生的那些事。2009年，由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问世，并很快得到了国际公认，获得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同时中国的学者通过媒体将此事推到了高潮。此间，胡先生认为时机已成熟，并在潜心研究同时开始着手构思，但经受多种苦难的他，一想起历史的往事就无法忍受，“在做研究时，前半年睡不好觉，思想进不去，心平不下来，画不下去。”他如是说。

　　这么一个具有强大思想力的画家，在调整情绪之后，着重考虑在艺术方面的中美（西方）平衡与互会。他不愿争席议论，也不愿放弃自我挑战。将油画、中国画作了多层面的结合，将这种结合体现在一幅全新的巨著《南京大屠杀》之中。在电话采访中，胡溧先生不回避他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真的将西画和中国画糅在一起了。我用横幅长卷形式，将画面分成三个部分。画面中有书法题录与红色篆刻印章。几个人物头像都是被遭残杀的无辜平民的名字构成，几张小的图像也是如此……把国画和书法都颠覆了一下。”这幅作品是以老少咸宜的画面呈现了“战争与南京”、“日本侵略与中华民族的灾难”。胡先生认为用艺术表现南京大屠杀是最佳的形式。但这幅作品完成后在谷歌网站上发表，立即遭到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对，他们要求谷歌撤下，网站迫于压力，撤下了图片，这激起了华人的反对，同样迫于压力，谷歌又将图片上网，上上下下几回拉锯，成为此巨作诞生的坎坷遭遇。2014年此画在人民大会堂展出，参加专题展，被专家高度肯定。“南京”一画是胡先生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成功一例。虽然他说此画注重了形式上的革命，但正如当年高更“拒绝欧洲文明，用情绪化的形式和色彩来庆祝另类的生存方式”一样。他用情绪化的中国形式表达了他的生存方式。也如恩索尔“用具有冲击力的技巧来表现令人震惊的主题”。很自然，他关注了形式背后他一向热衷的“主题”，并让其走向崇高。

　　在此不能不提及他的另一幅大画《女娲留下的两只鸟》，此画极具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构图与画面形象的处理上，胡先生煞费苦心，凭空添画了另一只鸟，只是不让美国及西方观众产生女娲之后是一条诺亚方舟拯救了人类。世界具有多样性，文化具有非唯一性，行为不是单边主义和宗教式的膜拜，富寓警示意义。

　　他是一位沉重的思想者，是一位理性的文人，是一位忠实刻录当代情绪的绘画大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还可发现他善于呈现问题，通过人物行姿，将问题艺术化是他与读者沟通的方式与建立平等关系的桥梁。他的每一幅画都创设了中国式的想象空间，给观众以理解的自由。

　　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宁波美术馆馆长 韩利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