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安徽书坛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以清代中叶邓石如的出现为显著标志，皖派书法延续200余年而经久不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江淮书风。

　　所谓的江淮书风，是以皖派书法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延续为依托而逐渐形成的地域书法风貌。邓石如作为一介布衣，他以常人不备的胆识和智慧直追秦汉且上溯三代，开启“碑学”书风，使得萎靡不振1000余年的篆隶书体重新获得生机。正是由于邓石如的出现，一扫宋元以后书法发展单调乏味、缺乏创新的困局，从而使清中叶以后乃至近现代书坛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由邓石如开创的一代书风，不仅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整个近代文化转型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华美的篇章。

　　虽然清代安徽书坛风尚，尚有“一是体现中原文化特有的苍茫雄浑、气势豪迈性格的皖北书风，其领军人物是梁巘；二是体现灵秀而不失沉着、平实而不失峻峭的皖南书风，其领军人物是包世臣；三是体现风流韵致、潇洒从容，以帖学正脉为其表现的皖中书风，其领军人物是姚鼐”，等等，但是江淮书风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仍然是以碑学正统追求雄浑朴茂的邓石如。由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游走于江淮之间、徽皖大地，追随他或受其影响的书家代有人出，此后经过一大批皖籍书家的努力，江淮书风200余年传承有序，蔚为大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书法流派。

　　在现代安徽书坛，赖少其、石克士、葛介屏、司徒越、刘夜峰、李百忍诸大家，以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极强的创造精神，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艺术风貌，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括而言之，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作为江淮书风传承的代表人物，其艺术特征和学术旨趣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持中守正，人文为尚。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特别“重学养，重内涵，更重品格”。一方面他们大多认同邓石如人格的布衣精神，为人品性高洁，不忮不求，不激不厉，卑亢有节，超然淡宕，不求闻达，终生孜孜于书法艺术的执著追求。正如穆孝天先生评价葛介屏书艺所言：“所谓山人，乃指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介屏先生不仅在书法篆刻上承其余绪，显其功力，传其神韵，并随时代而有所创造，在性格和生活作风上也表现了白山人邓石如的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品格与骨气。”葛介屏主张学书须心存一个“敬”字，凡作字不可信笔涂抹，无有是处。他还坚持一个“静”字，能静才能深入，才能心领神会，才能无往不利。这正是人品和书品的自然关联。他们又特别重视人文学养的修为。一方面是传统诗文的学习，如石克士就多次强调书画家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因为这是艺术之宫赖以建立的基础。他们无不数十年如一日地身体力行，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博览群书，积累学识，自觉地传承传统学心文脉。他们特别钟情于诗歌的创作，诗意的“乘兴”、“澄心”、“感应”，总是能够瞬间的直觉体验，使之达于自发与自由的艺术灵境。他们还都强调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追求诗情与画意的结合并相映生辉。

　　其二，兼容并包，篆隶为尚。安徽历史文化从淮河到皖江，再到徽州，具有多元互补的显著特征，古今安徽书法也是内涵丰富、异彩纷呈，是安徽区域文化深厚沃土所孕育，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不但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书家各有自家不同面目，而且同一书家的艺术表现也在不同书体的书写和不同风格的探索中各有特点。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无不碑帖兼修，而且无本土门户偏见，在几千年的书法文化中各自根据自身因素“取法乎上”，不跟风，亦不刻意猎奇，重“碑学”却不排斥“帖学”，求“金石气”，亦求“书卷气”，崇“壮美”，亦尚“秀美”。但是就近现代江淮书风的总体状态，是以篆隶的书写为主干。首先是邓石如开启“碑学”风气，本身就是根基于“乾、嘉之后，小学最盛”。因为以考释周秦古文的小学的卓然成就，学者乐于借助金石之说考经订史，遂至最初是作为考古资料的金石，却意想不到地成了学书者学习传统的模范。江淮书风是与一代学风密切相关的，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也同样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在省、县博物馆的工作经历，和长期对甲骨金石文字的研读，凭空就可以取得葛介屏、司徒越那样高的书法成就。在安徽书协首届主席团中，还有赖少其、刘夜峰也是书隶的大家，其在本土的影响之深之广不言而喻。

　　其三，文质兼重，雄强为尚。论者以为“安徽书家重人文操守、重传统又能目及当下，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加之安徽人固有的勤劳、朴实、内敛的性格特征，表现在书法上也是不温不火、不激不厉，含蓄蕴藉”，具有“率真质朴、寓巧于拙的艺术特色”。但是，这又不仅仅是他们生活于长江以北、淮河两岸的地域风土使然，更是时代风云的约定，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的书风，应该是多呈雄强之势。康有为说：“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受“碑学”的影响，安徽老一代书家大量临习秦汉魏碑版，得其刚健雄浑之风、朴拙率性之气；又受“桐城文派”代表姚鼐阴阳刚柔之说的启迪，在书法、篆刻实践中，自觉追求刚健之风与阳刚之美，追求开张奔放、鸾舞蛇惊之态和雄强劲利、古拙浑朴之境。连最接近文人气的石克士书风，也是着力于《郑文公碑》等魏碑和米芾诸帖，书风愈老愈辣，不计工拙，随手点化，每每体现出的是苍劲淳厚，如刘海粟言：“克士书豪辣跌宕，波澜竞涌，江淮奇士本色，非一家一派所能囿。”更何况赖少其的“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对“力量型”的审美特质的强调。

　　其四，造型辟境，开新为尚。邓石如引领的“碑学”书风的兴起，给书法界带来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后人谈论书法，不再喋喋于使转提按的笔墨规范，而更多地是从创作表现的艺术高度来谈技巧与法度，从而赋予了书法新的生命活力。最重要的是使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回归于纪念性和审美性的本体。江淮书风的现代传承者尤其专注于意匠的经营，通过技法层面的创新，来开拓书法艺术的新境界。司徒越的书法内容因人而异，结字瑰奇多变，飞白的极致运用，章法的完美经营。尤其是他的草书，在吸收张旭、怀素大草的同时，将草书的连绵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强调了草书的时间性，深化了草书的流动感和飞动感，展现出贯穿一气、奔腾浩荡的态势。葛介屏专意于艺术上的构思，纵或写行草书，也同样注意分行布白、立意谋篇。对于蝇头小楷或椽笔大书都如此。他的隶书以北碑为底，采汉碑之长，融完白之韵，创造了一种“规整、干净、劲健，受金文启发，追求金石味”且别具一格的隶书范式。他又以深厚的学养和过硬的笔墨功夫，对风格各异的青铜铭及石刻文字进行整合归纳，创造出古厚朴拙、圆中见方的葛氏风范。赖少其的行书，深蕴“二王”风神，潇洒简远，极有魏晋韵致。他的题画的字，虽意在诗文，不在作书，即兴而书，尽其情性，一气呵成，每每书成，总能天机渗投，佳妙无穷。

　　追寻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当我们梳理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的基本文献和作品时，清晰地感受到了江淮书风这一极具地域特色和艺术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传承有序、生生不息的脉动。品读近现代江淮书风的文化品格，揭示江淮书风的精神内涵，把握江淮书风的基本特征，学习老一代书法家的创作经验，必将为安徽当代书坛的发展繁荣提供更丰富的资源。

　　2014年10月于合肥

　　（作者系合肥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