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三年（1343年）十月十日的夜晚，流寓苏州的柯九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第二日，他便请求朋友徐显为之筮其吉凶，发蓍得“履之乾”，文辞是“履虎尾，不咥人，凶”。虎为柯九思的生肖，“履虎尾者，寅之末运也”。果然，这月十九日他就暴得风疾，卧床不起，6日后便与世长辞，享年54岁。他的壮年离世，使得当时文人纷纷扼腕叹息，作为元代帝国的首席鉴藏家，柯九思的名字也随着那些金石书画成为了后来者永恒的追忆。

　　柯九思（1290—1343），字敬仲，号丹丘生、五云阁吏部，他的家乡在浙江南部的沿海城市台州。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柯谦已步入不惑之年，却仍担任一个不足七品的小官，尽管如此，他却为柯九思日后显露书画天才产生了相当的启蒙。柯谦另外一个被认为极其明智的做法，是他把家迁居到了两百里外的杭州。这并非是座一般的商业城市，前朝南宋曾将全国的首都设置于此，此处又是人文荟萃之地，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赵孟頫、李衎、周密、邓文原、鲜于枢、乔篑成等，都曾流寓、定居在这里，因此这座城市在书画创作和鉴藏上的优势，远非其他地方所能比拟。8岁定居钱塘，20岁开始游历江南，我们可以肯定地相信，柯九思这十余年间在诗文书画上已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要不他哪有足够的勇气在21岁时就去拜访大都的名流呢？

　　当然，我们相信柯九思在书画上的天才，依靠的并不仅是那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他所经眼的许多作品今天仍旧可以看到：王献之《鸭头丸帖》（上海博物馆）、虞世南《摹兰亭序》（北京故宫博物院）、关仝《关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等等。面对这些作品，即使是古画鉴赏经验不甚丰富的读者，也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它们几乎都是书画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品。同历代许多大鉴藏家一样，柯九思常常会在这些经眼的作品上题诗或题写观款，如在南宋江参的这件《千里江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卷末，他就题上了“江参，字贯道，千里江山图真迹，臣柯九思鉴定”的观款，而在赵孟頫的《疏林秀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上他却留下了一首诗。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他在所鉴藏的作品上钤盖象征身份的鉴藏印，如“柯氏敬仲”、“柯九思敬仲印”、“丹丘柯九思章”、“丹丘生”、“训忠之家”等，如在南宋杨无咎的《四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上就钤盖“柯九思”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一方印章是“奎章阁鉴书博士”，这方印章象征着他的官方身份，也与他的仕途紧密相连。

　　延祐六年（1319）的春天，30岁的柯九思与好友朱德润同游京师，经人引荐进入元仁宗长子硕德八剌的府邸任职，这也是柯九思在仕途上的首次露面。等到第二年，硕德八剌继承大统，成为了英宗皇帝，追随于他的大批汉族官员也得到了重用，其中就包括与柯九思同游京师的好友朱德润。但柯九思这次却因为父亲丧葬而无法出仕，因为按照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父（母）亡，作为子女一定要服孝3年，不能出任任何官职。在柯九思服丧期满后，这位短命的皇帝却因遇刺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短暂的帝王生涯。失去了走向仕途的机会，柯九思便和朱德润商量南归事宜，至治三年（1323）两人返回了江南，重新过起了悠游书画的日子。严格讲来，这已经不是柯九思第一次具有出仕的机会，早在他25岁时，因为蒙受父亲官荫，朝廷就曾任命他作一个补华亭尉的小官，却被他推辞掉了。这段经历颇让人费解，因为柯九思早年积极谋求仕途的形象早已成为他的一个固定标签。正因为求官心切，常常游历于官宦贵胄之间的做法才屡受非议，以致明清文人画家对他嗤之以鼻，但为何早年朝廷积极拉拢他时，他却置之不理呢？艺术史家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柯九思有他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他更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及积极的处世方式以求仕进，而不愿接受任何恩惠。

　　两次仕途求进皆不得志，对于传统社会的文人来说，必然是个不小的打击。柯九思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选择泉边树下的隐居生活，依旧为进入仕途作着各种准备。泰定二年（1325），他与朋友赵虚一游学于建康，因为书画上的才能，被引荐进入怀王图帖睦尔的府邸就职。不要轻视这位蒙古族王爷，他不仅拥有雄才大略，对于文化的尊重也常常令人感动。3年后，昔日的怀王成为了大元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元文宗，供奉于怀王府的柯九思，也以御用艺人的身份出仕文宗朝，最终完成了他学而求仕的政治理想。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柯九思常常在书画上钤盖一方“奎章阁鉴书博士”印，这里的“奎章阁”最初是元文宗召集儒臣商讨政事的官方机构，后来却演变为一个书画雅集的场所。柯九思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此整理元代皇室的书画收藏，鉴定真伪，以及收访古书画。这样的工作对于任何爱好书画的文士来说，都是个完美的差事，而柯九思也将这里的日常活动进行得有条不紊。如果今天我们讨论起奎章阁在元代收藏史上的重要性时，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柯九思的辛勤工作。当然，柯九思对于收藏的热衷，并不是从他侍奉文宗时才开始的，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就以自信的口吻说过他的收藏可以与宋代米芾相媲美：《定武兰亭五字损本》、苏轼《天际乌云帖》、黄庭坚《动静帖》、米芾《研山铭》……都曾是他的旧藏。

　　即使柯九思没能在书画鉴藏上取得名声，那么在书画创作上也足以使他占据一席之地。首先，他竹石题材的绘画，在当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纵使画坛一代宗师赵孟頫见了也是赞赏有加。他的书法，长期以来也被他的画名所掩盖，往往为人所忽略。事实上，柯九思在元代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书法家，只是成就不是十分显著罢了。今天的展览会上，我们很难见到他的书法作品，但在大量传世书画的题跋中，却时常会见到它的身影。柯九思在书画鉴藏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在书画创作上的修养是分不开的，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这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鉴藏家往往身兼数任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名汉族文人，柯九思在仕途上顺风顺水，本来就让那些蒙古官僚感到不安，文宗又对他恩宠有加，更是造成蒙古官僚心理上的失衡。最终，不断遭到毫无实质内容的弹劾。毕竟，柯九思不是政治家，最初还能在文宗的庇护下暂且寄身，但长久的鄙夷与排挤，也让他产生远离矛盾中心的想法，罢官回家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他的仕途也由此停留在了这个正五品的“奎章阁鉴书博士”任上。罢官后，这位“先一奈是丹丘仙，迎风一笑春翩翩”的风流文士对宫廷政治是失望透顶，即使回到家乡后，每每回忆起大都的这段岁月，还是会发出“皆不堪往事”的无奈感慨。

　　如果我们认为柯九思在仕途上不甚明智，大概是因为他没能像同时代人那样急流勇退，如朱德润一样南还归隐、栖心林壑。尽管在罢官后他彻底醒悟，但却没能像其他同辈画家一样长寿，这样的人生境遇无论对柯九思本人抑或是书画史，都是个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