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给予我们有趣的知识或沉重的回忆。它经常将许多应该保存在信息库中的资料丢失，但有时也于不经意中给我们带来惊喜。

　　甲骨文的偶然发现就充满了这种悲喜剧的色彩。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夏天，尽管天空像往年一般瓦蓝瓦蓝的，但在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的眼里，城门楼子是灰色的，那高耸的城墙是灰色的，城区内大大小小的胡同是灰色的，连后院里苍翠的葡萄架也变成灰色的了。毫无疑问他病了。王懿荣身染疟疾，久治不愈。一位医术高深的老中医为王懿荣开出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名曰“龙骨”的药，这引起了饱学之士王懿荣的注意。其家人从药房抓药回来后，王懿荣亲自查看，发现了中药里的“龙骨”碎片，有的碎片上还镌有奇异的纹络。他便抱病亲临药房叮嘱老板，如果再有商贩送“龙骨”来，请代为引见。

　　没过几日，山东潍县人范维清被引见到王府，这次他带来了十二片“龙骨”。范维清是古董商人，他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却没有如愿。当他听当地人说“龙骨”是名贵的药材，就顺便收购了一些。王懿荣本是性情中人，见范维清送来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就分外高兴。他仔细端详了甲骨上一个个“符号”，兴奋地告诉在场的人，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中国文字！王懿荣以每字一两银子的高价买下了这十二片甲骨，点得600来字，就当场给了范维清六百两银子，并指使他为自己继续去收购。随即，王懿荣派家人到京城各大药店以重金把刻有文字符号的甲骨全部买下，以至于典当细软，倾其家财也在所不惜，在短时间内竟收集到了1500片！

　　王懿荣一边收集，一边开始了他的“探索与发现”。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拿着放大镜逐块、逐字地深研细究。随之，一个又一个象形的、怪异的、抽象的、单调的文字符号被破译，字与字连为语言的链条，一节节链条随即构成一片清晰的文化意象。他对照《史记·龟策列传》、《周礼·春宫》的文字记载，在他的脑海里，渐次浮现出殷商王朝祭天盛典的情景、祈求福祉的占卜辞令、政治经济的记载、金戈铁马的征伐……

　　金秋送爽，明月如水。王府内高朋满座，名流如云。王懿荣把一块块精心整理过的龟甲兽骨递给大家传阅观赏。然后，他兴致勃勃地举杯祝酒，郑重地宣布：甲骨上镌刻的“画纹符号”是文字，是商代中后期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随即，京城文化界为之轰动，中国文化界为之震撼，世界学术界为之注目！

　　西方哲人说成功属于有准备者。王懿荣即是一个如斯的有准备者。在他之前，明朝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里记载了一味叫做“龙骨”的方药。300年后那位医术高明的老中医也开出了含有“龙骨”的药方。还有京城各大药号的掌门人，那古董商人范维清，那最初在田边拾得龙骨研成粉末治愈了自己疥疮后专事收集贩卖龙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人李成……这些仅仅是过渡人物而已，历史将发现甲骨文的机会留给了王懿荣。

　　王懿荣（公元1845－1900年），字正孺，福山县（今山东烟台）人。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王兆琛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累官至山西巡抚，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棠书屋文集》等。其父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至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曾汇编《天壤阁丛书》，并有《渔洋山人秋柳诗笺》之作。王懿荣幼承家学，聪颖勤奋，泛涉书史，有过目不忘之誉。青年时代，王懿荣就喜欢摆弄青铜器、碑版图画之类的古物，尤潜心于金石文字。为搜求文物古籍，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曾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文字学者潘祖荫、吴大徵等，同他们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历时19年，撰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书，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王懿荣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入值南书房，曾三任国子监祭酒等。史载王懿荣在教授经史上很有一套，“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其为太学师傅。

　　王懿荣还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他敬仰民族英雄戚继光，1888年重印了戚继光的《止止堂集》，并为作序，弘扬戚继光杀敌御侮的爱国精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日军据威海，分陷荣成，登州大震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懿荣忧心如焚，毅然上疏请缨，要求回山东故乡办团练，御日寇。光绪帝准其奏请，并拨给饷银2.5万两以为资助。王懿荣迅速赶赴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他旋即赶赴登州，周览形势，组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团练。正当王懿荣准备率团迎击日寇时，李鸿章已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王懿荣壮志未酬，写下了七绝《偶感》一首：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他变卖家产，缴还国家饷银，遣散抗日将士。山东巡抚馈以千金，他分文不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王室及文官武将纷纷敛财逃命。危难之时，王懿荣受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王懿荣率团练奋勇抵抗，寡难敌众。遂书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偕家人从容投井殉国。

　　从上述记载可以感知，王懿荣虽然于偶然间发现了甲骨文，但他的学问修养和人生阅历为这一重大的发现作好了全部准备。在王懿荣身后，甲骨文在中国很快成为一门显学。

　　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它建立起了笔法、字法和章法三位一体意义上的书写规则，从而使书法这一艺术样式获得有别于绘画的独立。细审那几片刻满文字而具有代表意味的龟甲和牛胛骨，甲骨文已具有稳定的空间结构和笔法意识，书风整饬秀丽，刀不掩笔，这是书法美感产生的前提。

　　文字的创制已在上一篇文章中论及。殷商时代的占卜和刻辞有其特殊的用途，这是维系奴隶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是神秘的巫文化的直接体现。从书法创作的角度研究甲骨方，就无可避免地要谈到殷商时代刻制甲骨的书法家——贞人。贞人相当于后世的史官和书佐一类的官吏，或相当于现代社会中书记员的角色。又或许上古时代的文化掌握在部族首领和少数辅臣的手中，同样掌握了文化且专司契刻的贞人地位略微高些。当大祭司（他们同时也担任部族首领）主持了占卜仪式，解释了占卜结果，贞人就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他们先用笔在甲骨上起稿，然后再予以契刻。

　　据考古发现，已发现的殷商甲骨文持续了200多年的历史，可以稽考的贞人达120多位。（《殷墟卜辞综述》）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阅历和学问修养以及操刀基本功表现在甲骨上就呈现出不同的契刻风格。劲峭型的刻痕清朗瘦劲，相交处略粗，显得丰润饱满。奇肆型的刻痕中间粗两头细，结体开阔，间有极粗的刻痕，对早期金文的风格形成影响较大。雄浑型的刻痕厚重圆润，结体为避免因线条粗壮而产生的拥挤，周边线条呈外拓状，后世的石鼓文吸纳了这一特点。委婉型的刻痕以线条纤细、婉转流丽、结体颀长、布局参差为特色，这一风格亦被后世的小篆和篆刻艺术中的圆朱文所继承。疏放型的刻痕劲细，结体开阔，字心处留白较多，显得萧散而空灵……甲骨文的书写风格繁复多样，此处列举的只是比较特出的代表。郭沫若先生感叹地说：“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殷契粹编》）

　　甲骨文尚处于笔法的准备、酝酿期，它对中国书法最伟大的贡献即在于在龟甲契刻的基础上建立起中锋或严格地说叫作正锋顺书这一笔法核心。但毋庸置疑，甲骨文的封闭性空间结构以及书写材料、工具的限制皆制约了甲骨文笔法的丰富表现和发展，不过，这种局限也是甲骨文自身所无法突破和超越的。事实上，笔法的丰富是随着书法的历时发展而逐步展开和实现的。它在体现出历史要求的同时也需要历史提供相应的客观环境和外部条件。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审视甲骨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则应当承认，甲骨文全面开启了中国书法的历史源流。

　　我为生活于这个经常有新发现的时代而自豪。

　　早于我们2000年出生的东汉大学问家许慎就没有眼福一睹甲骨文的风采。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许慎所举字例为小篆，偶而收入几个籀文，他称之为古文。这也难怪，刻于十个石墩上的《石鼓文》要到唐代才被人发现，而更古老的甲骨文要在他谢世后1900年才被世人所认识。又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与仰韶、半坡遗址内发现的刻画符号相比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在甲骨文和刻画符号之间尚有一道失落的环节。虽然没有考古实物的支持，但这一推论似乎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任何文明的进步不会产生于没有基础之上的飞跃。

　　齐鲁之地近期发现了骨刻文，那是否就是失落的文字环节还有待考证。

　　我期待着那惊喜一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