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篆生自吾手，不意竟亦随吾而灭，”李斯曾经唏嘘感叹。

　　秦王朝是短暂的，李斯创制的小篆似乎仅为秦始皇所欣赏。在其身后，这一书体似乎并没有广大的受众，没有人尝试以小篆书写长篇大论或以篆体刻版印书。没有多少人能具有李斯那样高蹈的学识才情和扎实的书写功力，没有多少人能像李斯一样把小篆的点画结体烂熟于胸，把大篇文章写得如同印刷品一般规整划一……是因为没有多少人对秦帝国怀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尽管他预言 “吾后九百四十年，当有一人代吾书迹”，尽管后世果然出了位以写篆书为己任的李阳冰，感叹自己是“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甚至发出“斯翁之后， 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的大话，但篆书始终没能进入中国书法创作的主流。

　　与秦始皇的好大喜功，到处树碑立传不同，在推翻秦朝暴政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似乎要低调许多。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皇帝们吸取了秦朝覆亡的经验，采取“无为而治”的抚民政策，减轻徭役与赋税，减轻刑罚，以期休养生息，恢复国家的力量。这些措施很快看到了实效，汉文帝和汉景帝时街市繁荣，国力大振，被后世称作“文景之治”。

　　一个铜板两个面，这一简单的道理早为世人所知。秦始皇好大喜功到处树碑立传，李斯热情地挥写，这在2200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西汉统治者对秦始皇的做法来了个彻底颠覆，不碑不传，致使从公元前206年刘邦代秦建立西汉王朝到公元25年建立东汉王朝，这其中230年间的书法遗存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清朝末年，在河南孟津出土了一套新莽时期的铜铸量器，人称“新莽嘉量”。可喜的是，那最大量器的正面铸有81字的总铭，而每一种特定的量器又分别铸有分铭，金石学家马上将其视若珍宝。然而，对于一个历时达两百多年的王朝而言，只零星出土一些片言只语，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么多年里，西汉的那些书吏们在干什么？西汉的那些大儒们在干些什么？

　　迟至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才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万多枚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木简，所书内容为居延都尉管辖区内的屯戌文书。1959年，我国考古学者又在甘肃武威磨嘴子的汉墓里，发掘出了大批西汉的木简，从而补上了这书法史上失落的一环。武威为汉代河西四郡之一，是当时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镇。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武威尽管远离汉都长安，但在书法上却实力雄厚。有关专家研究后认为，从武威汉简书法所达到的艺术造诣来看，这些木简上的墨书决非一般爱好者可为。我们也可以看到，武威木简的书法风格有的沉稳，有的端凝，有的恣意，有的奇拙，无不变态百出，但却个个用笔纯熟，点画精到，显示了极高的书写水平，为艺术史家和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极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些还只是西汉末年的遗物。

　　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秦末汉初的帛书，字数有12万之巨。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它极大地丰富了西汉书法遗存的宝库。

　　由于帛书抄写的时代正值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隶变时期，故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艺术价值，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书法界人士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临习。马王堆帛书大都用墨抄写在生丝织成的黄褐色细绢上，有的用墨或朱砂先在帛上钩出了便于书写的直行栏格，即后世所说的“乌丝栏”和“朱丝栏”。帛书的抄写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左右）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帛书的字体除“篆隶体”外，还有古隶和汉隶两种。这里所说的古隶，也就是与秦隶极为相近的那种字体，它介于篆隶之间，结构上隶变的痕迹非常明显。在笔画上点、挑、波、磔并举，在线条的经营中则方圆共用、粗细相间，章法上更是欹斜正侧、参差错落，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看来，西汉的书吏和书法家们并没有闲着。这让我想起了两则隶书创制的传说。

　　据《仙传拾遗》记载，上谷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正当列国纷争，策士们到处游说“合纵连横”之际，王次仲则居住于夏山深处，思考着文字的改革。他认为当时通行的篆体诘曲繁复，人们很难在短时期内熟练掌握，写起来费时费事且用途不广。而天下如此纷乱，事情繁杂，文字的普及很是重要。王次仲就将篆体简省笔画化成隶书，然后把新体演练成熟并加以推广。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王次仲改革文字立下了功劳，就请他到咸阳做官。但王次仲拒绝了。秦始皇很生气，又派使者传诏让王次仲入京，并对使者说：“我征服六国统一了天下，谁敢不臣服于我！”使者到夏山深处找着王次仲，宣读了秦始皇的诏书。使者读罢诏书，王次仲即刻变成一只大鸟。使者跪在地上磕头哀求说：“您变成了大鸟，叫我怎么回去向皇上交差啊？皇上一定要杀了我的，请大仙可怜可怜我吧！”那大鸟在空中盘旋了一圈，振翅抖落下三根翎毛。使者于是拿着这三根羽毛回去向秦始皇复命。秦始皇向来好求仙问道，听使者说王次仲已经变成了神仙，感到很是懊悔，觉得错失了与神仙晤面的机会。王次仲变成大鸟的地方叫“落翮山”，在现在的河北延庆（古幽州）。山上还有一座次仲庙，当地百姓一直在祭祀着这位仙人。

　　想王次仲仍神仙中人，他怎么就会做起耗费心力的入世之事？可见这则传说附会的成分比较大。

　　而程邈创制隶书的传说可信度似乎要高一些。

　　程邈，字元岑，秦朝下杜（今陕西西安）人，曾当过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地方官，被关进了云阳监狱。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他想，孔子在困境中能发奋图强，著书立说。孙膑受了酷刑能忍辱负重，编修兵法。自己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可是，在狱中能干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邈。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冗杂，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速写，还不宜写好，影响了工作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制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捷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程邈便绞尽脑汁地琢磨，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改革文字的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起来，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10年后，程邈终于创制出易于辨认的3000多个隶书字体来。他先教狱吏书写，见大家都说写这种字体方便快捷，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

　　秦始皇看到程邈整理的文字后非常高兴，不仅赦免了程邈，还提升他当了御史。由于程邈以前的官职低微，属于底层的“隶”，所以人们就把他整理编纂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佐助上级处理行政事务，所以隶书又被叫做“佐书”。

　　这则传说中也有一些疑问。李斯高据相位并很自负地认为自己的书法是“国朝”第一。他可以在走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中因妒忌秦王欣赏韩非的政治主张而毒杀同学，亦可以为保住相位而与宦官沆瀣一气，他是决不允许有人跳出来否定自己创制不久的小篆的。

　　人们更喜欢大团圆的结局。程邈因创制隶书而获得赦免，又被提升为御史，这多少符合了大众的善有善报的价值取向。实际情况很可能像别的书体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靠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只是整理工作。不管怎么说，隶书这种字体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着了。

　　程邈创制的隶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隶书书写方便，易于辨认。为了和汉朝的隶书区别开来，艺术史家将其定名为秦隶。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写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创了今文字。文字结构不再具有古文那种特定的象形含义，而完全走上了符号化之路。所谓“六书”，至此皆已齐备。

　　从艺术史角度考察，隶书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飞跃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从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线条如玉琢制成的筷子一般横平竖直光滑圆润。而隶书则不然，它在扁形结体中使用了蚕头燕尾，用笔方圆兼济。使得书写风格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代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格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

　　我们现在所说的汉隶，实际上是特指东汉时的碑刻遗存。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乙瑛碑》、《礼器碑》、《鲜于璜碑》、《衡方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等。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　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刻，在陕西汉中褒城（今勉县）北石门溪谷道崖壁上，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东汉石刻。此石亦称“大开道”或“开道碑”。永平六年（公元63年）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受广汉蜀郡巴郡刑徒2690人修建栈道，历时三年开通。该刻石与《石门颂》、《陠阁颂》、《西狭颂》等并列为汉代著名摩崖刻石。其作气势纵横，古朴自然，字近方正，极为拙朴。

　　《乙瑛碑》　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礼器碑》　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韩勑碑》等。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刻，碑在山东曲阜孔庙。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精典之作。

　　《西岳华山庙碑》　又名《汉西岳华庙碑》，刻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原在陕西省华阴县西岳庙。碑文记载了汉代祭山、修庙、祈天求雨等情况。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地震时碑毁。由于此碑书法精妙，而碑石又毁灭不存，所存世拓本亦十分珍贵。

　　《鲜于璜碑》　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此碑体势宽绰丰厚，用笔多方折，肥瘦多变，左右开张，气势雄强。是建国以来所发现的最完整，字迹最多的汉碑。其书法属方整劲挺，斩截爽利类型，多棱角森挺的方笔，字体大多取横势，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史晨碑》　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5年）。前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6年），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衡方碑》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后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笔画端正粗壮。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

　　《曹全碑》　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现藏西安碑林。此碑结字匀整，秀润典丽。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成熟期飘逸秀丽一路书法的典型。

　　《张迁碑》　全称《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刻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碑》字型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书法朴厚劲秀，方整多变，碑阴尤为酣畅。因其出土较晚，字迹保存完好，笔划严谨丰腴又不失于板刻，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古今书家对此碑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以上所举仅是最具代表性的汉碑。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汉民族内在的雄健力量。精美宽博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方言出入很大。有了这种易写易识的文字作为书面语言，对于加强各地联系，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繁盛，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从艺术史角度考察，汉代隶书之花的绽放，既是古文字的终结，也是今文字的开始，同时又酝育着我们今天通用的楷书、草书和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