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文化界连通古今、横贯硕儒的通学之士已非常少见了。他们用超绝才学与迥异性情结成了一个广阔的网，稍稍一动，便牵动各学科的神经、各领域的俊彦。这样一等一的人物，在民国比比皆是，比如蔡元培、鲁迅、黄宾虹，我们惯以“先生”称之。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再加上各类迫害式运动时起，门阀学风盛行，这样的人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当今这个时代的，则是数不尽的专家与教授。

　　在岭南，就有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通学之士。他是王贵忱，收藏家、文献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古钱币学家、文艺评论家……假如严格按照当前的专业划分，王老可以有一连串的显赫“身份”。但我不想这样，我只愿称他为“先生”。

　　在广州闹市的那个高在30楼之上、面积不大、称作“可居室”的书房里，王先生安安静静地端坐着。透过前面那扇120度拐弯的大窗户，可以一览蜿蜒如带的珠江、暑气腾腾裹挟着的居民楼与高架桥、翠绿掩映中的街巷与芸芸众生……他稍稍眯缝着眼，无言地注视着窗外的世界。

　　先生的面上时常不动声色，因为内心是恬静的，是纵浪大化之后的安详。他今年八十有八，跌宕困厄也好，风云际会也罢，在他眼里都已是过去。他的会客室里挂着叶选平先生题写的匾额，“乐以忘忧”这端端正正的四个字。《论语》中说“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先生来说也可谓实至名归。

　　早闻先生盛名，知道先生在文化各领域颇有创建，幸借媒体记者这个平台在4年前认识先生。第一次拜访先生是在一个夜晚，身子还算硬朗，能独自走路，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之后，首先便一一询问来访者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山东地方好，文脉浓郁、民风淳朴。来广州几年了？都还适应吧？”

　　我知道老先生根在辽宁铁岭，幼年失怙，早就从戎革命；也知道他随部队南下进入广东，便爱上这片南国的热土，广东人也视他为岭南之士、广州名片，但在他的心底，故土情结还是非常深重，所以才会在意他人的籍贯，才会首先向访客问及故乡在何方。

　　王先生的的确确将毕生精力与才学奉献给了岭南。他早年在粤东执掌银行，后又在省图书馆、博物馆从事管理与研究工作；他在这里结交了容庚、商承祚、黎雄才、赖少其等大家，又在这里开枝散叶，化育了诸多才俊；他热心梳理屈大均文献，耗费心血整理广州地方志；他将自己最重要的收藏多次捐给广东与广州，而觉得“给孩子不一定是好事”。仅就广州图书馆而言，他坦言“把家底都给了他们”，其中张之洞90余件真迹，罗振玉100多件真迹……

　　“我是吃广东饭长大的，我自然要把我的热情留在这里。”老先生虽是北人北相北语，在题款中也多落“铁岭王贵忱”之名，但骨子里随遇而安的性情，又让他能在遥远的南方过得优游不迫。而我仍想知道的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故乡的白云黑土到底怎样映照着他内心的绿树茵茵、珠水潺潺。

　　一个月之后和同事再去王老家里，聊了几句之后同样是向新访客问及老家在哪里。他关心他人的故土，其实是内心念着自己的家园。我也问了老先生几句，但可惜让他的神色有所黯然。

　　“您来南方后，回家乡的次数多吗？最近几年回去过没有？”

　　“回去得少，现在更不可能回去了。但我想那里啊。”

　　老先生说得很慢、很短，话里带着沉思。

　　不忍再去聊“故乡”这个话题，我便开始向老先生采访他的收藏故事。这一下子激起了他的兴致。“我只是爱玩，我那些玩意不算什么的。当年容庚先生在谈自己学问的时候，说‘都是小把戏’，对我触动很大。我收藏东西关键在研究，争取给社会做一点文化积累。”他用简单的两句话就将60多年的文博经历轻松归纳了，但在他云淡风轻的描述里，蕴含着收藏与学问的大道。

　　访谈最后，老先生问了我们一个顿时让我们汗流浃背的问题，至今仍是鞭策。

　　“你们藏书几何啊？”两个毛头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做声回答。

　　“你们要多藏书、多看书，这是在报馆工作基本的道理。”两人仍是低着头。

　　后来紧跟着再去了两次，再听了两次课。但限于笔拙，仍未有足够信心写出一篇让先生足够满意的文字。

　　老先生对书、对文字非常苛求。他爱书如命，藏书、拿书、读书都很有规矩。一般的好书他都会买两三本，一本藏、一本看。他阅时不折页，不涂画，也看不得别人对书的轻慢与随便，哪怕不经意折了一下，也让他心疼不已。所以，他的书柜里好书数不胜数，却见不到一本破破烂烂、一册歪歪扭扭。至于文字，他更是苛求。他挚爱忘年交知堂老人的文字，深比他哥哥鲁迅先生的还要高明一些。

　　当然，依我现在之笔力，自然不逮那一代人文字的蕴藉与雅致。所以，始终没有动笔去写一写王贵忱先生，生怕脏了先生对文字的净好，破了先生心中的风范。近日再次收到先生赠送的新书，古钱币的学问我尚不能进入其堂奥，但倒让我想起和先生的多次接触与谈话，随便拉杂记录而已。

　　而先生的丰厚人生、宽广交谊与渊博学问又岂是一篇拙文所能打发的？且听，且记，且请老先生有所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