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自创立始，不仅仅是传承和发展浙派印学，更重要的是西泠先贤们展现出那种只有江南士大夫才有的名家风范，那种自绝于俗流，坚守传统、才情高逸的名士之风，正是西泠印社这块百年招牌其含金量所在，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今天，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一批西泠印社的中青年社员愿意追随和秉承先贤们的名士之风，在滚滚的商业洪流中坚守传统，自标高格，以西泠名家之风范激励自我，成就自我。季关泉就是其中引人瞩目的一员。

　　季关泉自幼操刀，故刀法娴熟过于常人，治印之章法布局亦精熟于胸，手眼合一几成自然。故其书法亦可看成是以毛笔作刀，视宣纸为石，不论单字造型还是通篇的布局无不渗透出一种浑然天成的金石之趣。而其书款则参以篆刻边款情趣，金石之气沛然，印风亦同样以淳正清刚著称，与书风浑然一体，在当今属难能可贵，加入西泠印社后，自谓平生之志已足，故能潜心于学术，并敢以西泠名家自许，以名士自范，自标高格才能不为流俗所弊，方有推陈出新自成一家之艺胆与豪气。

　　季关泉自15岁开始习刀刻石，中学毕业参军入伍后为治章而习篆，融自清以降多位名家的创作风格，重视传统笔墨功底的训练，孜孜不倦于“以书入印，以印写书”，心无旁骛，志道金石，从其书房“道石斋”之名可见一斑。其习篆之毅力超乎常人，为求金石气韵曾遍临金石铭文；为求吴带当风铁丝银勾那种柔而刚的印风，曾苦练铁线篆玉筋篆；为求篆书之墨韵，几乎临遍自清以降诸篆书名家字贴，以王福庵篆书筑基，尤对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杨沂孙、徐三庚及吴昌硕等用功至深，可谓已臻化境，融会贯通诸家之长，故其书作中可看到诸多前贤的用笔意趣。

　　季关泉对印学理论之祖吾丘衍《三十五举》情有独钟，于每一举都作过细研，其对“今之篆书即古人平常字”（二举）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吾衍所强调之“平常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书写的自然性，二是作篆结体不可太怪，而择其近人情者（二十四举），即篆字结体仍须为平常所熟见之正体。并认为汉篆中以隶笔入篆即是由秦篆向平常字书写的回归，清末邓石如的以隶笔写篆经由包世臣等学者的大力倡导而风行天下，终于造就篆书的空前复兴，其本质亦正是体现了吾衍之平常字的书写意趣。故季关泉对徐三庚晚年篆书舍弃魏碑笔法还原自然运笔评价甚高，谓其如风行水上，直抒胸臆。季关泉作篆亦注重顺笔势而行，从不装形作势，既富于奇诡浪漫的楚风汉韵，又有流畅生动的笔墨意趣，且因始终坚持小篆的正体意识，故能保持一股淳正清刚之气，可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于今，季关泉对篆书颇有顿悟，在其《道石斋习篆笔记》中指出徐三庚晚年篆书是楚风汉韵的继承与发扬，认为“纵观篆书的风格演变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两条主线，一是吾丘衍所论的‘寻常字’方向，即篆书的可书写性，或者说书写的自然意趣；二是汉篆楚风的复苏。徐三庚晚年于此两方面结合做得比较好，给后学树立了一个标竿，当代的陆维钊先生亦在晚年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若天假以年，相信他们一定还会有更完美更成熟的楚风作品呈现给后人。”由徐三庚而上溯至《天发神谶碑》，季关泉认为“《天发神谶碑》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雄奇多姿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其昭示了篆书亦可以有书写意趣这种理念，开启了篆书亦可尚意的先河。吴楚之风告诉后人，所谓‘婉而通’及‘铁线’‘玉箸’等用笔并非篆书一成不变的程式，篆书亦可以与时俱进地融入当代的书写手法和个人的书写意趣，从而产生新的艺术风格，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正是这种体悟，使他有意识地择善而从之，将楚风汉韵注入到自己的篆书创作之中。不拘泥于《天发神谶碑》之形而择其奇诡雄强之气；舍徐三庚飞扬无拘之势而取其自然风行之态；化汉篆中折古刀的隶笔为顺势疾出、锋芒毕露，而且大胆尝试将其作圆转敛锋处理，这种创新可谓匠心独运，顿使其书避免了转折方硬所带来的板滞之弊，加之线条以横粗竖细为基调，通篇粗细变化明快，犹如打通任督二脉，全身气血为之贯通，从而显得气韵生动，生机盎然。

　　菜根谭有谓：“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加力索；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得道者一任天机。”回顾季关泉的篆书书风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淳正的传承脉络，既有对先贤笔墨的精心临摹与借鉴，使笔法与结体取法有自；又有对前贤书法理论的深入研究并从中领悟到书道之发展趋势，故能机心独运而自成一家。正是源于其明白“山高人为峰”的真正内涵，即只有以传统为“山”，艺术才能有高度，其创作才能厚积薄发而自然天成。季关泉这种筑基于传统正体下的继承和创新，在篆书风格演变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将其列入全国书法篆刻百家自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期待季关泉在艺事的道路上古钟新敲自出气象，实践“志道金石”之初衷，“以书入印”、“印从书出”，书印互搏，相激相励，如风雷激荡，求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