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

　　今日爱才非昔日，枉抛心力作词人！

　　唐朝诗人温庭筠的这首《蔡中郎坟》，借用历史上蔡邕转生的传说，以批判历代权贵对人才的摧残和他对蔡中郎的惺惺相惜。

　　据《后汉书》记载，蔡邕博学多才，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蔡邕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具才华的文艺家之一。

　　蔡邕，字伯喈（公元132年－192年），东汉陈留郡（现河南尉氏县）人。蔡家乃两汉望族。蔡邕的父亲蔡棱为饱学高士，隐居乡间终身不仕。据《太平广记》记载，蔡邕年少时曾往中岳嵩山学书。某日误入一个阴森的石窟，有神仙送给他一本素绢的册子，书上的篆字写着史籀、李斯的用笔笔法和笔势。蔡邕得到这本秘籍后，认真揣摩了3年，从此书法大进。

　　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60年）秋，宦官徐璜和左悺等人听说蔡邕善于鼓琴，于是奏请桓帝令陈留太守召蔡邕进京献艺。蔡邕行至偃师称疾而归，还就途中所见作了一篇《述行赋》。有感于朝中宦官擅权，直言之士多遭惨死，百姓又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蔡邕写下了“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等句，借古刺今，抒发了对百姓贫困生活的同情和仁人志士被压抑的愤慨。《述行赋》由此而成为汉赋中的名篇。

　　蔡邕的父亲去世后，他随叔父蔡质迁居洛阳。蔡质官至卫尉，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有《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书传世。蔡邕到洛阳后师事太傅胡广。胡广（公元91年－172年），字伯始，亦是一位饱学之士。他痛感于东汉晚期的吏治腐败，为挽救走向衰落的汉室江山，在杨雄、崔骃所作《官箴》的基础上，再作《百官箴》48篇，全力整顿吏治。胡广的一生以奉行中庸之道著称。南朝宋宣城太守范晔在《后汉书·胡广传》里引用一句京师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作了概括，显得颇为精到。胡广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身居三公，不但受到几代皇帝的器重，受到文武百官的尊敬，在宦官擅权的汉末能全身而退，极为难能可贵。蔡邕能跟随这样一位德行高蹈的老师学习，能经常出入于朝廷重臣的胡府，加之自己的聪慧好学，这为他日后进入社会上层并成为一代名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蔡邕38岁时被官名很好的司徒桥玄辟为僚属，后拜郎中，校书东观，继迁议郎。这些官职大致上是以才学为用，顾问应对，拾遗补阙，虽也参与朝政，却不过如司马迁所说的是“陪外廷末议”而已。正是在东观——国家图书馆校书期间，蔡邕萌生了正定六经文字和编纂《汉书》之意。蔡邕认为这些经籍在流传中，由于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于是奏请皇上准予正定这些经文。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命蔡邕与堂谿典、张驯、韩说、单飏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即《诗》、《书》、《礼》、《易》、《乐》及《春秋》。并由蔡邕亲自书丹于石，命工匠精镌细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凡46块，史称《熹平石经》。太学旧址在洛阳市鸿都门内，据说石经初立，街巷为之堵塞，每天前往观看及摹写的人乘坐的马车就有1000多辆。

　　相传蔡邕曾于鸿都门见工匠用白粉刷墙，受到启发，归而创“飞白书”。这是一种适合于题榜的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

　　如果蔡邕只潜心于正定“六经”，潜心于书法或编纂史书，后人所了解的蔡邕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让我们钦佩了。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忧国忧民的传统，这一点在蔡邕身上尤为突出。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80年），蔡邕看到“汉数将尽”，内忧外患此伏彼起，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他便以大无畏的勇气弹劾宦官。蔡邕冒死苦谏，希望灵帝改弦易辙，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兴利除弊。但灵帝昏愦，听信谗言，竟把蔡邕问成重罪，全家发配朔方（今内蒙古境内）。蔡邕虽在阴山脚下服苦役，但一直没有泯灭续写汉书的志向，故而上书灵帝。灵帝怜其才就赦免了他。蔡邕本可以回洛阳去修史了，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又改变了他下半生的走向。欲启程返家之际，五原太守王智设宴为他饯行，“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 王智平日依仗他哥哥王甫在朝中当中常侍的权势，骄横无比，目中无人。蔡邕为人耿直，不耻王智所为，当众拒其邀舞。王智大发雷霆，当即骂道：“徒敢轻我。”蔡邕也拂袖而去。王智怀恨在心，“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蔡邕担心王智报复，便没敢回洛阳，携妻赵五娘和幼女蔡文姬“亡命江河，远迹吴会”，这一躲便是十来年。

　　亡命期间，蔡邕除著述之外，则沉浸于音乐和书法。他还亲自担当了爱女蔡文姬的家庭教师。有这样一位父亲言传身教，蔡文姬得获“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之名，还自幼练成了一笔好书法。《蔡伯喈女赋》称她“明六列之尚志，服女史之箴言，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玄。”她仰慕东汉才女班昭，留心典籍、博览经史，有志与父亲一道续修汉书。

　　史料还记载了几条蔡邕和音乐有关的轶事。如返回陈留时邻家请他喝酒，走到门口听见屏风后面有人在弹琴。蔡邕听出曲子里有一股杀气，于是转身就逃。主人闻讯追去，拽住他问缘故。蔡邕便把刚才的感受一一相告。后来弹琴的人道出了原委。说他正弹着琴，看见螳螂向着蝉进攻。他惟恐螳螂逮不住猎物，不觉就把杀心表现到乐曲里去了。还有“焦尾琴”、“断弦”和“柯亭笛”的传说。

　　公元190年，汉灵帝驾崩，这成为蔡邕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

　　史料记载，灵帝崩，他的儿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少帝的母亲何太后临朝听政。何太后的哥哥何进官拜大将军。何进为了消灭宦官集团，采取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引狼入室的策略，檄召戍边的外将进京。由于何进优柔寡断贻误时机反被宦官所害，何进的部下袁绍又举兵捕杀宦官，一时间，洛阳城尸横宫苑，血雨腥风。边将董卓抓住天下大乱的时机，率先“奉诏”进京，自任司空，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且阴谋篡位。他在拥兵自重的同时，还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地笼络人才。董卓派人征召蔡邕，蔡邕称病不就。董卓发狠话“灭汝族”，蔡邕只得到司空府担任了祭酒。殊料董卓这厮十分敬重蔡邕的才能，初署祭酒，继之补侍御史，再转持御史，又迁尚书，后拜左中郎将，故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杀后，司徒王允逮捕了蔡邕并叫廷尉治罪。士大夫中很多人想救他，不能成功。蔡邕后来死在狱中，时年61岁。

　　《三国演义》对此也有描述： 董卓被诛，众皆称快，“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哭”，这人就是中郎将蔡邕。他为什么哭呢？“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第九回）在国之“大义”与“一时知遇之感”之间，蔡邕从理智上知道董卓该死，但想到董卓对自己的敬重，他这个性情中人不可能无动于衷。查史家著述，蔡邕之死确与董卓之死有关，但并非“伏其尸而哭”，而是“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蔡邕只是对董卓之死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并在脸上表现出惋惜之情。很显然，小说家在《三国演义》中使用了夸张手法，加强了蔡邕之死的戏剧冲突。

　　俗话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但秀才蔡邕在碰到军阀董卓后的际遇却有点例外。史载“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蔡邕对董卓的“匡益”的一个例子是，当手下人要尊他为“尚父”时，董卓就与之商量，最后听从了蔡邕的建议，没有采纳这种说法。但董卓为人刚愎自用，蔡邕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也曾为逃离官场做过努力。一次，他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蔡谷回答：“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蔡邕这才断了此念，终于在董卓与王允之争中做了牺牲品。

　　王允坚持要杀蔡邕，众官求情不许，蔡邕自己求情，王允也不准许。蔡邕还提到自己正在续修《汉书》，恳求王允毁他容也好，砍他脚也好，千万要留下他一条命，让他把书写完。蔡邕知道，王允也是个读书人。他拿出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如果王允还想杀他，肯定会背上诛贤的罪名。而且，他自己先把“黥首刖足”四个字说出来，王允如果再毁他容砍他脚，便显得太没有气度了。正因为王允也是读书人，他更容不下蔡邕这个名气比他大的读书人。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这句话决定了蔡邕的命运。抑或又是蔡邕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总之，生于乱世的名士蔡邕是怀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已写成的那部分汉书也在不久后的李傕之乱中湮没无闻了。

　　蔡邕一生做成了几件大事。一是写出了一批以《述行赋》为代表作的诗歌散文，有《蔡中郎集》传世；二是编著了题解琴曲的《琴操》，辑录了47首古代琴曲；三是正定六经，书写了“熹平石经”，而以后者最为著名。《熹平石经》的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则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当为确论。除《熹平石经》外，蔡邕所书还有《宣父碑》、《范巨卿碑》等，均章法自然，笔力劲健，结字跌宕有致，无不充溢着典雅拙朴之意。

　　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须人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又论及书法作品应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九势》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接着，他又阐述了八种运笔规则，要求通过运笔来表现生动有力的笔势。蔡邕的这些重要的审美理念和创作观点，均来源于他深厚的学养和自身的创作经验，具有先验的可操作性，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蔡邕所处的时代，古人认为笔法是学习书法的秘诀，把它看得十分神秘。前文提及蔡邕年少时入嵩山学习书法，在一个石室里得到了神人传授的笔法，3年后便妙得书理。后来蔡邕把笔法传给了学生崔瑗和女儿蔡琰。蔡琰将笔法传给了三国时书家韦诞。韦诞死后，钟繇挖墓盗得笔法，从此日夕揣摩，书法渐趋精妙，终成楷书鼻祖。钟繇又把笔法传给卫夫人，卫夫人传给王羲之，羲之传给献之，献之传给外甥羊欣，羊欣传给王僧虔，以后依次传给萧子云、智永、虞世南、欧阳询、陆柬之、张旭、李阳冰、徐浩、颜真卿等人，直到晚唐的崔邈后失传。

　　笔法虽然是点画书写的技巧，对提高线条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笔法本身并不神秘，它也不是书法艺术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即使掌握了笔法，也不一定能写出富有艺术性的作品，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许多书吏掌握了娴熟的笔法技巧，但并没能成为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