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公益培训项目，从2015年7月24日到8月3日，在杭州富阳举行。早在2011年，教育部下达文件，要在全国中小学开设书法课，鉴于当下严重缺乏书法师资，我们向社会承诺将出资举办公益书法教师培训，以最需要帮助的农村基层与老少边穷地区一线书法教师专业培训为主。所有参加学员，不但培训免费，在富阳10天学习的餐饮也享受全免补贴。更在100多名学员中选出20%经济上十分困难又对书法无限热爱的学员，往返交通费也由“蒲公英计划”基金会提供全免补贴。此项目相约为期三年。的确是个浩瀚的大工程。浙江日报、美术报与我发起主办提出基本方案后、作为“中国书法之乡”的富阳区委主要领导、教育局领导、杭州市民盟同志积极配合呼应，尤其是富阳方面，连续三年坚持不渝，为“蒲公英计划”的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形成了以“蒲公英”为项目核心的一个强大的工作团队。其中，浙江省文联（代表书法艺术）、浙江省教育厅（代表教学培训）在舆论与社会引领方面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与信心。三年过程中，浙江日报、美术报负责项目公告与推广、招生、录取、活动报道、开学式结业式、证书制作等事宜；民盟机关笔杆子多，负责教学教务文本编写、字帖印刷事宜；富阳区负责10天培训教学事务、教务诸如教室教具、学员笔墨纸砚文具准备、食堂餐饮、酒店住房、课堂纪律制订与执行、结业展览举办等等的实际事务；而在教学过程中，中国美院、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西泠印社等专业院校社团的教授博士专家们担纲授课，提出书法在高端的教学成果与艺术成果；又从“薪火相传”的艺术承传理念出发，遴选出三年间美术报名家工作室的一批优秀学员，来担任每班20人计8个班的班主任教师，手把手地讲解古代名碑法帖的奥妙以及如何探讨向特定的中小学生对象传授这种奥妙，可谓从学生角色到教师角色，循环生发；从而以丰富的课堂实践经验为根基，以讲究授课方法为抓手，提出先进的书法教学理念，充分显示出在目前属于最高水准的培训质量。我以为，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有信仰有理想、愿意以天下为己任作出奉献与牺牲的项目工作团队，是可以胜任一切精益求精之工作要求的。

　　从学员方面看，成绩也可圈可点。第一期报名时的录取比例，是10比1。录取难度很大，各方托请入学的甚多，又要照顾到全国20几个省巿都要有录取比例，我们的方针是公开透明，以录取工作会的形式集体决定，分为西北地区、浙江地区、全国各省市三个录取组，每组三位专家提出名单，再交全体录取工作会成员裁定。三年下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驾轻就熟。除此之外，报名者有一些并非农村基层中小学一线教师，而是自己开设书法工作室盈利性地带儿童学习班，并不贫困可能还相当富有，报名参与“蒲公英计划”是为了学点书法教学真本领去更好地赚钱，这样的目的当然不受我们欢迎，故在录取时严格把关，报名材料要求有本校、本地教育局签出证明，尽量保证“蒲公英计划”纯正的公益品格。

　　由于第一期开局顺利，培训模式、教学体系在筹备阶段已经非常成熟，第二期2014、第三期2015，我们在新疆的同学也自发联系教育厅、文联等获得支持，又向“蒲公英计划”理事会提出申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蒲公英计划”培训项目，还每年腾出10个名额，由新疆“蒲公英计划”推荐与学员本人申请，获准赴杭参与杭州富阳的大本营，拜见了名师，学到了真功夫，在今天国家大政策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大团结与重视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书法这一传统形式为纽带，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富阳作为承办方，任劳任怨，担负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富阳区委书记姜军提出“蒲公英计划”能否以富阳作为一个固定的基地，不但三期都能落户富阳，还能增设“富阳教学班”，为富阳打造名副其实的“中国书法之乡”，再涌现出象孙过庭这样的大家而积攒人才。这一提议获得了理事会的全面认可——通过“蒲公英计划”，正可以在推动地域文化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已经授予富阳为“中国书法之乡”，中国书协又主办“全国孙过庭杯书法大赛”，我还专程代表中国书协出席开幕式并颁奖式，亲眼目睹、印证它拥有足够的实力。那么这一“富阳教学班”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在推广普及的基础上，对有条件的对象如富阳这样的重点，鼓励做大做强并予以支持，这本来就是我们“蒲公英计划”的职责。

　　在三年的“蒲公英计划”中，我们这个公益教学工作团队收获了一整套书法进课堂的综合成果。

　　一、第一次强调了“蒲公英计划”是培训书法教师而不是培训书法家，以针对目前99.9%的培训都是培训书法家的已有现象。在第一期培训中，我们动员了浙江大学书画社的在校大学生们作了一次为期一周的暑期社会调查，许多学员认为目前根本没有什么书法教师培训可言，甚至即使想接受书法教师培训也找不到地方。因为大多数书法培训教学并没有教育学内容，如课程表设置、教材编写、教案、儿童教育心理学应用与技巧心理学应用；直到教学检查、评价考核标准等等。能选择参与的都是一般笼统的没有特色千篇一律的书法技法培训而已。书法家们办班也对此备感陌生、不感兴趣——写得好才是硬道理。但我们正取其反向：以教育学、教师培训作为第一位的内容并提出切合书法实际（而不是通用于绘画或视觉诸艺术的笼统内容）的精确教学训练程序，其特征是培养每个学员对经典法帖的“具体作品技法的讲解分析能力”与“综合风格流派的审美感受能力”；前者是书法家的，后者是教师的。只有两者兼有之，才是一个称职合格的书法教师。

　　二、第一次在书法界用三年时间培养了近500名遍布全国各省市的具有独立意识的书法教师，而不是书法家兼教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中小学要么没有书法教师，要么从社会上请一个书法家来兼书法教师；要么以语文教师美术教师来兼教育部所规定的书法课。这样的现状，是完全无法胜任时代的要求的。“蒲公英计划”首先以30余精英的报国之愿微薄之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以“匹夫之志”坚持三年不懈；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500余学员，连续三年不有丝毫间断，共同顶着杭州三伏天酷暑，挥汗如雨，为了祖国的传统书法艺术承传而戮力同心，创造新模式，提供新观念，推出新方法，又焉知这500学子中的杰出者与志向远大者，在今后几十年内不会成为当代书法教育界的代表人士？在第三届“蒲公英计划”结业式上，本来安排了一个程序，评选“全国中小学优秀十大书法教师”。后来大家倾向于认为，一则三年时间还不够，倘若十大其实并不“大”，匆忙评审反而让人看轻我们这个群体目光短浅，判断优劣高下水平太业余。二则被评者也还年轻（中小学教师都比较年轻），过早评“全国”“十大”也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摘取更丰厚的果实，故改成“薪火相传奖”。但无疑，以前从未有过的这些已经被培养起独立意识的优秀书法教师，首次通过“蒲公英”项目平台浮出水面，成为众所关注的、书法教育界极其希缺罕见的偶像级人物，其实是完全具有评奖的实力与资格的，对他们不远的将来，足可以寄予厚望。

　　三、“蒲公英计划”在当代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还在于它的成功依靠了灵活开放的巿场机制，每年150人的培训，长达10天，加上围绕项目辛勤工作的管理运营与设备费用与展览组织费用，第一年就遇到大挑战，投入100万资金从哪里来？这时候，浙江美术传媒拍卖公司正希望做大业务，提出“学术引领拍卖”的新宗旨，邀请我能成为这一宗旨的第一位阐释者与实践者，并提出一个“引领”模式来。于是一拍即合：既重学术引领，先专门为我做专场书法公益拍卖，我则把拍卖所得用于“蒲公英计划”。亦即是说：浙江美术传媒拍卖与我的这一合作，使“蒲公英计划”获得了极丰沛的资金来源和润滑剂，让我们书生报国的志向得以实现。三年过来，游刃有余，为使它长期化，理事会还在银行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委托专员管理，解除了后顾之忧。设想如果没有拍卖的支撑，“吃了上顿没下顿”或陷入寅吃卯粮的窘境，今年勉强撑过去了又为明年培训经费犯愁，那这个公益是永远做不好的。市场的开放与支持，在我们真可谓是不可或缺啊！

　　四、如果说从运营工作团队的几十名精英；到横贯三年500名优秀学员的投入；再到一整套教师培训所独特的要求、内容、程序、格式系统的建立；又到推进各民族文化大团结与文化交流的国家层面上的意义、与地域文化如新城镇新乡村文化建设等书法在过去不会关注的社会发展内容，我们通过“蒲公英计划”，建立起了一套在书法界十分需要的价值观：

　　首先是信守承诺，一诺千金。三年时间，不但我的情况变化很大，角色身份、工作岗位、身体都在变数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因休养而被诸多亲朋好友劝说暂时停止“蒲公英计划”，左思右想觉得不能失信于社会。而同时的工作团队的精英们，多有遇到工作岗位变动、身体有恙、出国、或者因为太辛苦太长久而有厌倦之感希望放弃退出等等，都是人生中必然会有的意外境遇，但为了“蒲公英计划”，都能排除万难，以此优先，担当自己应允的职责角色不含糊，确保项目计划的实施，令我十分感动。“蒲公英”本来只是一个公益目标与理想的大选择，我有这个热情，但并不能强求每个人必须与我一样去身体力行做的，都是“业余闹革命”，本来就是来去自由，但却死守到底毫不动摇。这就是诺言的力量！

　　其次是坚持信仰，为于己“无用”（无名利）的理想而奋斗。学成本领，报效国家。不沉湎于一己之私，有远大的视野与胸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点一滴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却事关整个国家文化政策的强弱兴衰，因此义无反顾地投入之。一个人要这样做不难，个人有信仰就行；30多位精英与500学员整齐划一地投入与坚守，这就是一个几乎无法跨越的挑战了：没有报效祖国、反哺社会的精神力量，这整齐划一从何而来？

　　五、因为“蒲公英计划”的展开所带来的启示，有机会选择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书法与书写的文化命题与成果群。从2013年全国十二届人大开始，我在两会期间，连续三年提出议案与建议案：

　　2013年，我提出《关于在全国设立“汉字书写日”以提倡文字“书写”，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建议》，

　　建议中附长篇学术论文《关于汉字书写输入方式与键盘改造的自主创新问题——确保汉字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技术瓶颈》；

　　2014年，我提出《关于呼吁全国人大立法，设立“汉字书写日”以重视中华文明传承的议案》；

　　2015年，我提出《关于在国家层面有序组织“汉字文化工程”并启动“汉语文字保护法”立法的议案》，

　　议案中附长篇学术论文《树立汉语文字尊严，提振民族自信心，为“汉语文字保护法”立法作充分的社会文化准备》。

　　建议案在连续三年的“两会”发布后，引起媒体与高层的强烈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地方媒体、行业媒体尤其是各大网络媒体均认为目前两会政治经济民生类议案较多，质量较好；文化类议案则显得质、量都稀缺。所以遇到这样的牵涉到社会大众的文化性极强的好议案，媒体们都争相报道不遗余力。新闻照片、专稿、访谈、记事等等聚焦此一话题不说；几年来，国家语委、教育部语用司、全国人大办公厅等职能部门领导不断来电沟通，探讨就这一课题继续推进的合作路径取向。其实，这一批成果，既来自于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公益培训项目实施展开时的种种思考，也必然成为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公益培训项目实施展开并获取丰硕果实的坚强证据与坚实支撑点——试想想，有什么样的文化艺术公益培训项目，能连续三年影响全国“两会”的舆论并成为文化聚焦点？

　　三年“蒲公英计划”，按照原定承诺，告一段落了。但公益事业还在继续，2016年夏天，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崭新的构想与崭新的气象，以报答社会对我们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