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美术观的全面确立

　　20世纪上半叶，民族救亡与解放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课题，新兴美术运动在这一课题下发端，一开始就与民族救亡运动和制度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把新兴美术运动的精神特质和抗战美术的文化内涵相对照透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抗战美术的兴起，不是终止了而是规约了新兴美术运动的发展，或者说抗战美术是“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归结。

　　抗日救亡是全民族的任务，抗战美术要担负起宣传、教育、发动大众的职能，美术家就必须走向广阔的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并去表现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及审美情趣，创作的作品还应被大众所接受所喜爱。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捣毁了“象牙塔”，打破了“学院”与社会的界限。许多画家，如吴作人、常书鸿、唐小禾、吕斯百、关山月、司徒乔开始自觉地将艺术的视野从“现实的静象”转向火热的生活，从对技巧的兴趣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从对优雅的欣赏转向对纯朴的追求。他们走出画室，到前线、到边区进行战地或旅行写生，把审美视野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美术界出现了自“五四”以来最为壮阔最为广泛“深入民间”的运动。无论是已为名流的画家，还是初出艺校的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不仅拓展了艺术视野，而且还吸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使创作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范。

　　如果说抗战前的写实主义在流派纷呈的美术界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话，那么，裹挟着硝烟的新写实主义即抗战现实主义，便成为一统画坛的美术观和创作方法。大众化无疑是抗战现实主义美术的核心命题，它既是新写实主义美术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正是大众化命题吁求着科学化和民族化，科学化或者说科学的艺术观和认识方法是实现大众化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而民族化是大众化的必然属性，也是新写实主义美术的理想。尽管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中国美术界对新写实主义美术理论体系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但是，大多数美术家确立或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美术观，这确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发展规律，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而系统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抗战期间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迅速引起了美术家们极大的共鸣。抗战把“五四”以来奔腾不羁的新美术运动浪潮规引到现实主义主航道中，失去了流派纷呈的局面，但是，中国美术由于与抗战现实的结合，面向更广阔的生活和广大民众，因而也赢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养料，使美术创作在民族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大批年青的美术家的“学艺期”或“成长期”适逢民族生死搏斗的大时代，他们不可能囿于人体、苹果、花瓶的天地，不可能全身心地构造形、线、色的“纯艺术”。为大众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是他们在民族救亡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信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战争，而放弃艺术功底的磨砺，也没有因战争而失去对艺术精髓有着深刻领悟的师长们的引导。所以，他们成为抗战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模式最得力的建构者。当内忧外患的时代在新中国成立的欢呼声中结束的时候，他们必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