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扇文化，自然让我们想起花鸟画扇面。古老的扇子,有着深厚的底蕴，是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扇子起于远古,作为人们消暑纳凉的工具被发明，同时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具有了审美特性。既可生凉，又可欣赏到扇子的优美画境。它的轻盈与灵巧，特有的制作工艺，使其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把消暑工具变成诗情画意的载体，乃至成为把玩的雅品。花鸟画扇面自唐代形成，宋代达到兴盛。此时的扇面主要是以团扇形式出现，扇面上的物象，是以注重写实的工笔画法为主，至元代，花鸟画扇面处于低谷，而到了明清，折扇逐渐取代了团扇而具有主体地位。折扇开合自如，便于携带，并且以性别与团扇两分。团扇在红楼闺房，为女性伴物。晚明，当侯方域金陵初面李香君，有“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句子。折扇，几乎成为达官贵人、墨客雅士酬集之道具。此时的扇面画，主要是写意画法，并且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近现代的花鸟画扇面画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成就斐然。

　　我国出土最早的扇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竹扇和羽扇两种。到东汉，扇面的质地多为丝、绢、绫罗之织品，便于点缀绣画。精致的美感激发了灵感，所以汉代描写扇子的诗歌不胜枚举。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曾以“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的诗句为扇题咏，其中“纨素”，指的是一种很细的绢。由于扇圆如同满月，且如轻云朦胧，所以称之为“团扇”。

　　据史载，以扇面为载体的花鸟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到：三国时，汉恒帝曾赐曹操一柄“九华扇”，十分名贵，曹子建为此写了一篇《九华扇赋》。曹操又请主簿杨修为他画扇，发生“误点成蝇”的趣事。自那以后，花鸟画扇面得以发展。所谓“形成于唐，成熟于五代，而兴盛于两宋。”

　　盛唐时， 画家往往注重专功，花鸟画成为独立的画科，而花鸟画扇面也进入新的阶段。花鸟画扇面的成熟阶段在五代，黄筌与徐熙为当时卓有成就的画家。由于创作环境、艺术思想的不同，表现形式自然判然有别，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不同风格。据《宣和画谱》记载，当时画院都以黄家的画法为标准，扇面画多从写生中集野草闲花，昆虫禽鱼；描写工细生动，刻画逼真。画家们先用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的色彩，着重于形色表现，极精细的用笔几乎不见墨迹。而徐熙的高明则是“落墨”不拘，勾点兼施，不但处理在“形”上，而且用在“神态”上；勾与点，工细与粗放，白淡与着色，完全从写生中来。他的《豆花蜻蜓图》就是典型代表作。黄与徐这两种风格，不仅对宋代花鸟画扇面的繁荣具有很大影响，而且为明清水墨写意花鸟画扇面的继承发展提供了基本。

　　花鸟画扇面发展到宋代，进入了兴盛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实求美，使花鸟画扇面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迎合中上阶层趣味的工艺装饰，也促使了花鸟画扇面的活跃。宋徽宗酷爱并重视绘画，他扩充画院，兴办画学，使当时的花鸟画扇面臻于顶峰。邓椿在《画继》中记载：“政和间，每御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而这些花鸟画扇面，大量是在绢制扇面上进行，形象精微传神，细腻艳丽。宋代宫廷画院，人才济济，创作了大批不朽的花鸟扇面作品。如赵佶的《柳鸦图》、李安中的《竹鸠》、易元吉的《蛛网攫猿图》等等。从这些精美的花鸟画扇面上，可以窥探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艺术风格。花鸟画扇面，除了实用性的讲究，人们也非常关注美的欣赏。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期的花鸟画扇面大都是以团扇形式出现。就团扇的形状而言，画家们构图时，必须周密严谨，虚实兼顾，缩龙成寸。这就出现了许多特殊的构图样式，如“折枝式”、“局部特写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