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1版）

　　二、卓尔不群的油画大家宋韧

　　与先生之留苏、啃洋面包的经历相反，宋韧先生是在中国这块丰厚的土地上滋长起来的，她总是自嘲自己是土包子出身，不是喝牛奶啃面包喂出来的。她先后在山东、南京和北京辗转求学深造，得名师王式廓真传，亲炙吴作人学养，还在南京艺术学院的苏天赐门下学习，终成一代名师。她与生俱来的优雅端庄，开阔大气，意志坚韧和后天养成的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书卷茶道这些颇具贵族气质的元素，使她在众多油画家中鹤立鸡群。而且由此而促发的沉幽、淡定、明锐、睿智、绰约的精神与气质，不仅伴随她的举手投足和言谈举止，还作用于她的绘画创作之中。许多画家都以才华横溢或技艺精湛闻名于世而成为名家，但以人之气质、秉性入画的画家在中国实在不多，投目世界也寥寥无几，她却可忝列其中。著名画家杜键教授是她的同事和挚友，曾说：“她的艺术真挚、朴素，没有矫饰和虚张声势。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才能。而文质相较，我以为是质胜于文。”从性格禀赋而言，她永远是那种宁可物质殆尽，不可精神泯灭的“硬汉”，这在以男性为主并崇尚阳刚之美的的社会中弥足珍贵。这种品质以及下面谈及的书卷之气并不是题外之话，好像与绘画无关，其实不然。书卷气、书香味、书生性又是她的一大特色，她一生的至求就是读书与画画，轻物质，重文理，崇学问，与杨绛先生认定的“简单的生活和高尚的灵魂才是生活的真谛”的雅见不谋而合。高尚的灵魂靠什么来支撑和铸成呢？唯有读书和明理！宋韧先生恰恰是个嗜书如命的“书虫”，她的读书不是毫无意义的，是把读书当作人生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必须，又把读书及其收获作为绘画创作中的滋养和元素，用文化来做创作的底蕴和基础，用知识和理性来建构艺术之源。反映在她的作品里的就是那种删繁减复、少一分不多，多一点不少的恰到好处和恰如其分，以及文感厚重、学理充沛的滋润，具有浓郁的审美文化特征。“审美文化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不能不受文化制约而包含有一般文化功能。文化总是具有某种形式的，总要利用、选择和制造某种符号，以积累和传递某种生活经验，因而这符号形式就具有一种审美倾向。”读书的力量可见一斑。她经常与我谈起“画外功”，她认为支撑画家的并不仅仅就是绘画技艺，腹中经纶更为重要。尽管作品的呈现形式多种多样，但隐于画面深处的一定是思想和文化所形成的灵魂载体，否则画面就是空洞的躯壳而已。她创作的名作《总理在1976》历经28载，呕心沥血为之，成为中国油画史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大作。期间，寒来暑往，病榻之卧，三易其稿不够，干脆毁稿重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艺术产品是人的审美经验与理想的物态化成果，它首先是由审美需要驱动而创造的。”她就是要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用虔诚、敬意来表现自己心中的总理、人民心中的总理。重病在身，举笔疼痛，困难重重，然她总是乐观地看书，开怀地阅读，惬意地沉浸在“世界何窄，方册何宽”的时空遨游。她自己说过，那些日子，唯赖尺牍作陪得以坚持下来。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她的艺术是在一种伟大之博的纯净灵气之下繁盛起来的。她不是那种狂热的信徒，而是注重事实的人；她不是抒情般的文人，而是一个细微的观察者；她是一个从不允许自己受某种情绪驱使，但总是使语言清晰并富于表达的艺术家。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痴”，是一个富有的“百城先生。”她的大多作品呈现恬静、超然与平和的特性，总是深受读者的喜爱，因为他们看得懂并引发心心相印。在《原上草》中，一个充满稚气的女孩，调皮地咀嚼着一根小草，依靠在树干上的姿势有点小大人似地可笑，咀嚼的嘴角上有一丝淡淡的微笑，“这种微笑不是固定不变的俗套，而是快乐时刻的纯真反映”，象一缕清风漾起涟漪，拂动了脸上的皮肤。远处是依稀可见的山峦，小女孩身后是自顾觅食的羊群，这种构图、组合和主人公的姿态，表达得诗意盎然，具备了诗的全部品格。对含义的执着追求和人物心灵的精心刻画使她不用线条美来寻求画面效果，而是运用清晰性、明快靓丽性来表现，使得小女孩的轮廓鲜明的特征，更加生动，更加富于表现力。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教授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她的肖像在人物的塑造上，在造型的构成上更加急迫，更加具有雕塑感，更加具有一种人格的集中塑造的语言。”一般而言，15世纪的肖像画，作为对模特的研究，有一点稚拙的味道，只画出人物形状而不探索性格表现，而被画者泰然从画中向外凝视，摆着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姿势，其结果是令人惊讶的肖似，而不是对独特性情的刻画。这就是许多画家在参观15、16世纪圣像画、宗教画时往往匆匆而过的原因。新的艺术要求特殊的个性化塑造，要求特性、特点、特殊的瞬间效果，头部的形状本身已经不能胜任，而必须以动态和姿势来加强表情，从描述性的风格发展出一种戏剧性的风格。“这种艺术拥有性格描写的更为丰富的源泉，利用明暗对比法，轮廓鲜明和纵深分布的团块，一切都是为了获取一种独特的、富有特征的表情，为了使至关重要的个性尽可能产生最强烈的印象。”创作于1977年的《冼星海》以一种极其洗练的手法绘制。就色彩而言，偌大的画面几乎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的色彩构成，以简朴方式处理的黄河作为背景完全以佩鲁吉诺的方法绘就，主人公身着黑色衣服占据最显眼的中心位置而吸引着观者的目光。这还不够，她为了突出冼星海的形象，不仅运用细腻的笔触刻意描绘冼星海的人物特征，还把黄河的自然水色由深浊的黄色改变为波光粼粼的银白色，以进一步烘托画面的中心，用一种象征性的比喻表现冼星海的个性和特征。以黄河为原创的《黄河大合唱》，作为冼星海标志性的杰作，自然要成为创作的重要表达元素。如果把黄河的奔腾不息和咆哮起伏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描述，必然形成一种动感极强的背景，这无疑会冲淡中心人物。她在这幅画中两改黄河的自然属性为艺术属性，可谓用心良苦和别出心裁。其用意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冼星海，达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旨意。冼星海的衣着也耐人寻味：黑色外套，灰色背心，白色衬衫——与全景画面的黑白灰色调并行不悖。这种色中色、调中调的同色、同调的“套色”用法实属罕见，是她的一大创举，表现了她的胆识和智慧。

　　她笔下的《从硝烟中走来——菡姐当年》、《从硝烟中走来——少年兰妹》、《城里来的小姑娘》、《梦》、《黄水娃》、《洋八路——斯诺》、《洋八路——斯末特莱》、《童年记事变体画》、《哨》等，无不都是一张画一个故事，一张画一段历史，一张画一缕情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凡圣之间——父亲、恩师和我》，作品创作的初衷意在表达她最为亲近的亲人，也是她生活经历、艺术人生乃至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精神导师——父亲宋澄教导她如何做人，恩师王式廓、吴作人教育她如何画画。他们既是她生命中血肉与精神的凡间真切，又是她心灵和意念中的天堂念想，把这种最朴素、最真切、最大爱的表达投向画面时，其表现手法似乎是平铺直叙式的简练。“青年革命职业家宋澄”、王式廓和吴作人都以肖像而不是全身形式出现在白云缭绕的蓝色天空，即满足了简化空间布局的需要，更强化了人物主题突出的概念。整个画面都表现在洁白无瑕的云端，没有一丝一毫人间的尘埃，寓意出三个不同历史、不同经历、不同人生的主人公的统一精神性和品格禀赋。而作为相对于“圣”的“凡”因子的她自己进入画面，则采用了既不是程式化的仰望，也不是感念化的虔诚，而是更具平凡、亲和的表达方法。她把自己置于整个画面的右下角，姿态为拿着调色板专心绘画的场面，神情庄重，表情认真，隐约地表达对“圣”的敬仰。而调色板及其插在上面笔毫微开的油画笔至少象征性表达出以下寓意，一是作为终身挚爱的绘画，是她对“圣”的最佳的表达方式；二是微开的笔毫表示她用“心”在绘制的怀念有三种时空概念：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空的全部则是无限；三是用手挤牙膏的小动作表达出绵恒永久的象征，即“凡”与“圣”之间的血缘和永爱是没有终止的，她一直在“画”，用细节和小刻画来烘托和强化“无限爱”和“无穷思念”这一作品本身所蕴藏的伟大主题。当观众的视线随着蓝天白云的柔和主色块在辽阔的天空飘逸时，右下角坚固的重色造型牢牢地拉住了视线，稳固地把这种视线投射到作品的母题主旨上。这种既放又拉、既松又紧、既运动又静态的欲擒故纵，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叙述性，达到了一种更加生动、更加深刻的艺术审美境界。

　　不知是哪位智者说过：

　　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

　　宋韧先生二者皆有！

　　三、实力派画家的中坚秦大虎

　　秦大虎是肖峰、宋韧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嫡传弟子。当先生从前苏联学成归国回母校执教时，已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的宋韧先生毅然南下，一方面与先生团圆好合，一方面担当起“浙美”油画系的一线教师。他们开班授课的第一批学生中就有秦大虎、张定钊、白仁海、童年等至今蜚声画坛的中坚，谓秦大虎为肖峰、宋韧的开门弟子，当名至实归。一位是怀揣着苏联老大哥的“经典”，踌躇满志地施展才华；一位是胸装着央美大师们的“正传”，热情洋溢地精心传授。在那个宝贵、短暂的黄金年代，两位先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之中，无私地奉献他们的青春和才华。像许多受益于先生们教诲的弟子一样，秦大虎如饥似渴地吸收着那个年代最精华的知识，最宝贵的传授，也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秦大虎的人生经历酷似他的两位老师：出生在革命家庭、在部队里成长、进入浙美学习、一辈子从事油画教学与创作、取得不凡的成就。他的人品和画品在美术界有口皆碑的，敦实厚道、真情率朴、重理明义、讲情义重友谊这些山东好汉的秉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并成为他的独特名片。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看似誉人的做人品德，到了他身上却转化成了作画的禀赋。痴迷绘画，钟情创作，成为他的永恒追求；造型精准，塑造传神，造就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物我相望的风景。他在创作中，对于人物的刻画精雕细琢，关注画面的同时潜心挖掘人物的心灵空间，用笔触塑造精神内涵，用色彩表现人物个性。通过在创作过程中的协调、处理、整合、归纳，用类似唐诗般的雄壮豪放和宋词似的精微细工的文学手法，绘制出一个又一个他生活场景中的人物和他要提炼塑造的“心物。”作为当今画坛极具实力和影响的艺术家，他善于创作历史性、主体性的鸿篇巨作。十大元帅是中国军事史上极其重要的扛鼎人物，他们的身世、背景、文化修养、军事素质、指挥才能、人文造诣乃至当今的地位和后世的评价迥然不同，差别巨大。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传奇，都有一段长长的历史，单画其中一人就可以画成一幅巨画。然而他娴熟地运用于他自身的学识涵养和高超技巧，愣是把包罗万象的故事集中到一个画面，毅然地把千人万面印象的十个元帅浓缩到他的笔下，用凝重的笔触描绘历史，用深情的色彩刻画人物，塑造了中国第一张“十大元帅”。此作给画家带来的难题就是如何去画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比如众所周知的林彪，他在十大元帅中名列前茅，无论朝野，无论历史和当下，林彪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画林彪，首先要有勇气，突破禁区更需要智慧。历史上《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隘口的拿破仑》的作者在创作“影子皇上”的英雄形象时胆战心惊，唯恐得罪本人而开罪朝野。但结果恰恰相反，该画不仅赢得拿破仑本人的青睐，还得到了如潮般的赞誉声。究其原因，固然是雅克·路易·大卫高超的技艺“技压群怨”，但至关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思想内涵和美轮美奂的美感魅力。作为欧洲古典主义绘画的先驱和代表性画家，他的作品多表现历史英雄人物，构图严谨，技法精细，画风简朴庄重，具有极高的创作天赋。他油画启蒙的开篇正是源于欧洲古典主义而发轫于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写实古典主义，接受的是纯正的学院式的正规教育，基础扎实，造型稳固，善于以历史人物为点叙述宏大历史的恢弘场面。创作于1965的《在战斗中成长》是他的成名作，当时几乎所有的美术报刊都刊登了这幅作品，今年的《求是》杂志又以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题刊登了这幅作品。中国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有5幅之多，作为个人记录显然了不起。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向前线》作为精品常年陈列。意大利博洛尼亚现代艺术博物馆更是少有地收藏了作为东方画家的他的《永乐仙女》。“优秀的作品都是艺术家某种特定情绪的必须表达，以人为本，生命价值至上，是人类社会的人文价值所在，有深厚的美感经历暨有深厚艺术修养的艺术家有足够的理由秉着社会良知去回应历史的呼唤，在追问与反思中，进行人性的诠释和生命价值的剖析，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他在对历史长河的回眸中，偏偏截取了这一瞬间，自有他的原创思考。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朱德儒林师范般的敦厚，彭德怀威武不屈的憨厚，叶剑英温文尔雅的帅气，贺龙桀骜不驯的霸气以及林彪腼腆羞涩的英气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遐想。“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是否能卓越伟大、恒久永存，很重要的一点是视其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这才是所有艺术家的文化根脉。”这幅画的构图也是相当有趣的，元帅们的定格各有情趣，有勒马远眺的投注，有凝视观察的沉浸，有奋笔疾书的笔走，有若有所思的专注，有蹒跚步履的柱杖等。呈现的是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形成强大的张力。人物的摆放错落有致，高低前后与起承转合排列，犹如跌宕起伏的节奏，韵律出和谐的声音。每个元帅的出场方式各不相同，着意表达出各自的典型性格。如聂荣臻的造型不是高大上的英雄模式，而是亲切地手牵着一个小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这种极具生活情趣和内涵的出场表达，不仅没有损失聂帅些许的元帅风度，反倒因注入了人类天性的大爱情愫而振聋发聩。那位日本战争孤儿的出现，在原本沉重的沧桑中和厚重的历史画面上高扬起了人性主义的光芒，奏响了和平正义的正音。画面的左上方和右下方分别以标准照的组合罗列出了每一个元帅的标准像，在深度和复杂性方面更进一步增加了塑性效果。由于这两组照片以斜角对称的方式结合进画面，紧紧贴近边缘并与画面相协调，使得效果更加显著并别开生面。尤其在色块的统一协调、构图的和谐相安、造型的精确合理这些油画创作语言被运用得当的前提下，创造性的发挥是高水平真功夫的体现。他的作品耐看，有嚼头，笔触感恰到好处，厚重感恰如其分，避免程式化的构图，在元素组合时删繁就简，深入浅出，注重内涵的表达，重视画面的关照，甚至于从细节反映整体，以微观反衬宏观，是匠心所在之表现。如彭德怀厚实的撅嘴、罗荣桓紧闭的抿嘴、贺龙似乎想要表达什么的张嘴等。这种表现手法在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中累见不鲜，“在波提切利或韦罗基奥的作品中，都以一种近乎丢勒似的精力去令人信服地表现张开的嘴唇所固有的动作，表现嘴唇本身的曲线和确定其外形的轮廓节奏。”又如聂荣臻淡定的眼神、陈毅焦虑的目光、叶剑英睿智的深邃等。在《路条》中，朱德微微前倾的身躯与儿童团员的向上抬头，正好构成目光对视的直线；朱德微笑着说话以及轻松随意的前倾身板的柔和与儿童团员警惕注视的眼神以及绷紧肌肉的僵直，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些看似小动作的刻画，却表现了大意境，是一种称之为“动象”的艺术表现手法。罗丹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你们问我的雕刻怎样能表现这种‘动象’？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我们要先确定‘动’是从一个现状转变到第二个现状。画家与雕刻家之表现‘动象’就在能表现出这个现状中间的过程。他要能在雕刻或图画中表示出那第一个现状，于不知不觉中转化入第二现状，使我们观者能在这作品中，同时看见第一现状过去的痕迹和第二现状初生的影子，然后‘动象’就俨然在我们的眼前了。”

　　四、用镜头升华绘画的靳庆金

　　“精神不仅孕育着所有的创造行为，它也在人类所有的心理活动及其成果中表现自己。既然这是精神的一种特征，那么我们就无论在何处也不可能把握住精神的本质，而只能在它的多种多样的表象中与之相遇。”所以，画家就有必要使自己广泛地熟知多类学科，这不是为了寻找根据或满足好奇心，而是出自对知识的热爱。靳庆金涉猎广泛，如同油画一样，摄影既是他的爱好，更是他的专业，其中“绘画摄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堪称一绝。他同时在大学教授两门专业并担任硕士生导师的身份，在现今的校园并不多见，油画和摄影就像是他遨游艺术长空的两翼坚强翅膀。他游刃有余地从摄影中吸取油画创作可资利用的养分，又从油画中提取摄影需要的元素，相得益彰地从两个艺术专业中萃取精华，从而使他的油画多了光、影的成分，强化了油画的张力，提升了作品的内涵。反之，他的摄影也因更多地注入了造型、比例、色彩等油画语言而显得绚丽多彩，光影四射。靳庆金寻求另一种艺术形态来丰富自己——这一点颇为重要，这正是他成功的经验之一。

　　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就世界范畴内的人类而言，女性是它总体的半壁江山，关注了女性，亦即关怀了人类自身，这样的言辞是不为过的。他笔下的题材多样，但始终钟情于女性人物的创作，似乎有一种社会学家的气质关怀，把女性创作作为一种持久的母题，投注了海量的思考，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创作了一大批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脱胎于1996年且至今没有停止创作的《印象·西施》系列是他女性母题创作的代表之作。与一般画家仅仅出于一时半会的冲动不同，靳庆金是把这种创作作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拓展来进行的。他致力于对传统女性题材的创作并不仅仅限于画面的建构，而是更侧重于画里的探究。如在《印象·西施》系列的创作过程中，他花在研究和考察西施历史及其相关文化资料上的时间精力，远远大于笔触的功夫。因此可以说，与其他是在绘制西施，倒不如是在研究西施，这种重视画理甚于画技的严谨是值得嘉许的。因此，他笔下的《印象·西施》、《浣纱越溪》等不仅形象美，意境更美，有“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的耳目一新。一方面，与历史和文化留给百姓和世俗的西施印象相吻合，表达了传统文化的趣味和意向。另一方面，他的西施具有清新、秀丽、不俗、去艳的审美品味和特征，与传记中的村姑完全不同，与民众传诵的形象也相去甚远，塑造的是一个文学的形象、艺术的再现。这就把一般喜欢提升到艺术欣赏的高度，由精神愉悦上升到艺术审美的境地，完成了一种艺术升华和意境涅槃。

　　他的风景画既有精致细致的刻画，也有粗犷洗练的表现。《晨雾》、《昔年西溪》属于前者，《山羊》、《群星》、《屏山》、《酷寒》、《律动》归类后者。其中《酷寒》、《律动》的表现手法体现出概括和简洁的精神追求，用洗练的笔触表达繁复的物象，自觉地进入到由形象到意象的尝试，跨入到从“视觉”到“心觉”的思维前瞻，体现了画家的精神取向和艺术追求。

　　五、艺理与创作皆善的林涛

　　林涛的画作清新、单纯，无论构图抑或用色和造型都有一种简洁主义的倾向，至少在本次展览中的作品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如风景系列的《三江汇》、《沈家门渔港》、《远洋》、《桥》、《海上明月》、《村口》等。看到这些作品使我想起了德里达对“乡愁”的批判。在德里达眼里，列宾的《意外地归来》要表达的是在外的游子历尽了千辛万苦也要回家的“家愁乡恋”，而德里达理论的彻底性即在于对家的彻底颠覆和对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德里达要批判的就是这种乡愁，有乡愁意味着有‘家’，有家意味着有根或本源，在德里达看来，这个家或本源就是对自由生命的一种束缚，就必须挣脱它，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这表现在对文本的阅读上就是打破中心对其他文字的束缚，打破结构所形成那种关闭’，而实现在不同结构和不同文本之间的自由穿梭。”作为德里达解构主义重要两翼的“延异”和“解构”，对非传统、非写实主义画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旦打破了结构的这种封闭和束缚，文本就只是成为了符号的链接，符号与符号之间就可以自由地游戏，而这种非中心的符号之间的自由游戏就是德里达所追求的延异。延异就是要斩断符号与先验意谓（或先验所指）之间的关联。”因为作品大多是写生而来的，断然可以想象到，写生现场的实景一定比画面要丰富复杂得多。面对纷繁多样的自然景象，他打破了常规的描摹，实现了“延异”和“解构”所诉求的“解放”来获得画面上的新生。这种做派是需要勇气和才情的。其作品给人的另一种印象是它的理性味道十足。如景物《有塔马哈杯子的静物》、《瓶花》、《花》等，以一种明确的个性化图式构成进行创作，色调不用鲜亮的颜色，每一个色块都是灰暗的中间色，不但不脏，不闷，反而熠熠生辉，显得高雅精致，浑然天成。画中物品都置入极其单纯的素描之中，以单纯、简洁的方式营造和谐的气氛，平中见奇，以小见大。他那看似简单的画面其实充斥着繁复的思想元素，其内核是知识灵魂在支撑，这个灵魂就是他寒窗8年所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底蕴。博士学识使他成为油画家中少之又少的既擅长动手创作又工于理论研究的精英。更重要的是，这种两栖潜能与气质把他与一般性绘画和创作远远地拉开了距离，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分野与坐标。如果说油画也有文人画之说，他无疑具有文人油画家的某些潜质。中国画里的那种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逸品”痕迹，在他的作品里多有显见。这里面固然有他饱学的因素，但这还不够，关键是他已经具有的高起点的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和创作理念，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其某些作品流落出大空间感的意向，但他的大空间感给予观者的，不是那种让人痛苦的虚无、也不是茫然的苍白、更不是空洞的宽泛，而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领域和尽情憧憬的空间。联想到米罗1926年创作的《犬吠月》那幅超现实主义作品，画面是空荡荡的空间，空荡荡的地平线，空荡荡的平原。米罗那以一种纯粹的色彩、平实的构图、简明扼要的表现手法所表达的那种空灵，令人感到无限的慰藉和无比的想象。在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团队中，米罗无疑是一员战将，因为他用一种“儿童般纯真眼光看待万物，利用优美的线条、稚拙的造型、鲜明的色彩和梦幻般的构图表现了诗情画意。”他当年的毕业作品曾获得好评而得奖，然作品的风格与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从过去的传统模式漫步到今天的画风，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艺术不仅是美学的最重要领域之一，而且也是其最复杂的现象之一。

　　六、才华横溢的顾致农

　　当奋笔疾书到顾致农章节时，突然发现，我与顾致农至今都还未曾谋面过。虽然都在杭州，近在迟尺，却仿佛天各一方，但这种空间距离并不妨碍我和他的神交，信息社会以及无所不在的网络有助于我对他的了解。记得当他还在油画系读书时，我就从系里老师的口中得知一位画画认真，勤于用功的出色学生，画得一手好画，“顾致农”就此走进了我的记忆。其后，不断地在媒体和画展上看到他的作品，久而久之，他的画作的印象所涵盖的画法、用色、风格及其学术内涵竟然代替了在画册上看到的他本人的肖像。好像那些画作就是他，他就是那些画作，无意之中印证了那句老话：画如其人，人如其画。顾致农祖籍山东，但生活、学习、成长在山清水秀的杭州。齐鲁笃学重文厚礼的孔孟之道和钱塘琴棋书画游乐的南宋遗风，滋润了他，成就了他。一面是孔武有力般的威猛壮烈，一面是柔情似水般的才气横溢——这是我印象中的顾致农。

　　《拿小提琴的女孩》、《凝留的时光》、《红装》、《穿蓝旗袍的女孩》是学院派、古典主义的滥觞，是他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本科到硕士学习历程的典型成就。扎实的造型功底、精准的描摹手法、理性的色彩调合、从形体到内心的塑造、空间结构的处理变化，无不给予人们以更好地理解学院派与古典主义的机会，怎一个美字了得！美轮美奂的东西总是难忘的。看过他的画就会有一种难以忘怀的记忆，即便不能亲眼目睹原作，也经不住想去回味一下，这大概就是绘画作为一种静态美能够产生出动态美、力量美的原因所在吧。“美不但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提高生活的境界和意趣。它的力量更大了，它也可以倾国倾城。”希腊大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歌咏希腊联军围攻特罗亚九年，为的是夺回美人海伦，而海伦的美叫他们感到九年的辛劳和牺牲不是白费的。

　　荷马不用浓丽的辞藻来描绘海伦的容貌，而从她的巨大的残酷的影响和力量轻轻地点出她的倾城倾国的美。这是他的艺术高超处，也是后人所赞叹不已的。他这次同时展出的人像画《养牛的农夫》、《孙立人将军》、《女儿》、《老艺术家》、《流水》、《抱玩具的女孩》、《甘南老人》、《女子肖像》、《阳光灿烂》、《阳光下的老人》等，则从另一个锲入口表达画家捕捉到的生活场景，充满着淡雅的幽香和浓郁的情趣。其中有他熟悉的亲人，也有他妙手偶得的写实，更有他刻意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观点和取舍。其中《老艺术家》无疑倾注了他更多的心血，观者一定能够在与作品进行画里画外的对视和对流中，通过“移世界”、“移我情”的物我相容感知的，因为“‘移世界’、‘移我情’，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其结果是他的才华横溢及扎实的造型能力为他赢得出色写实画家的美誉。他的人物画在古典主义、写实主义的坚实臂膀上，融入了不少个人的情感元素和当下的现代因子。《老艺术家》的创作是精心而为的，显然花费了不少心血。尺幅的选定颇具现代感和东方意蕴，狭窄的40公分宽与硕长180公分长的画布，为他建构画面的布局构图并叙述主人公的表达铺垫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空间，类似于中国画立轴的图式可谓先声夺人，在气场上就产生了强力的冲击。画面构图形式简练明快，简单的二分法分置出背景和中心表现区，笔者没有在形式构成中花费太多的时间。作为背景的菩萨占据了四分之三的空间，留给主人公的空间明显少于背景的比例划分显示了他的精到，因为背景采用相对虚的手法描绘出的大块面色彩营造了色感的空间，而中心人物却用相当写实的细腻手法用心刻画，以虚映实，以弱色彩反衬强色块，进一步烘托出中心的表达与表现。老艺术家的朴实慈祥及其宽厚的微笑与后面庄严肃穆正襟危坐的菩萨形成明显的心理反差，进而产生出相映成趣的遐想：老艺术家的亲和面相倒更像是菩萨精神的写照，而严肃刻板的菩萨反倒更像严谨的艺术家。这种通过心灵塑造和意象刻画来颠覆人们惯性思维和世俗观念的表达，塑造出了艺术化的形象，深化了主人公的内涵，表达中心人物所使用的隐逸表达方法和隐喻表现手段，具有非常深刻的表达内涵，比之平铺直叙要高明得多。显示了作者有深度的思想水平和厚实的创作功底。

　　七、尾声

　　此次画展得到了山东嘉元企业集团董事长尚德刚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不仅在展览经费上提供全额赞助，还对收藏大师名家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奢华的诉求，反倒对艺术的鉴赏与收藏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使收藏的作品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归宿，还专门斥资建造专门的美术馆，表现出一个有社会责任性、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新时代企业家的文化素养和责任担当。他的善举使我们联想到俄罗斯著名的特列恰科夫画廊的创建史，如果没有当初特列恰科夫先生倾家荡产集资收购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就没有今天闻名于世的画廊。尚先生的善举是值得嘉许的，他理应得到我们的感谢和尊重。在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寄望艺术家“志存高远，勇攀高峰”的同时，我们更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企业家关心艺术，投注艺术，赞助艺术，共同为中国艺术的美好明天而努力。

　　感谢尚德刚先生！

　　祝愿此展圆满成功！

　　甲午年季夏写于铁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