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高居翰老师是2009年的暮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相遇。从网络上偶然获悉台北国家图书馆将举办“超越文本：物质文化研究新视野”研习营，我虽来不及报名参加研习营，但是对艺术史作为物质文化的讨论兴致勃勃，于是跑到台北参与开放予公众的国际论坛。高居翰老师是与会人之一，那年他83岁。在台北，我得以亲身参加高居翰老师长达约一小时的演讲，耳闻目睹他运用一幅幅图像解说如何从风俗画（vernacular painting）的细部描绘窥探物质文化。或许因为我曾受教于高居翰老师的学生傅立萃老师，会后我鼓起勇气再向高老师请益，高老师也乐意指教，并让我以电邮与他联系。

　　台北一别后，我没有想到在往后几年我有几次在柏克利跟高老师会面的机会。2010年夏天，由于要到美国博物馆考察，我冒昧给高老师写了封邮件。高老师很快回复，建议我到柏克利大学美术馆观看藏品。这是我第一次和高居翰老师、资深策展人白珠丽女士一起在美术馆藏品室观摩画作。高老师如数家珍仔细解说每一件作品，而我则像应试的学生，不得不临急智生，参与解读作品，惟脑筋急转弯的速度仍不及老师连珠炮发。我清楚记得，高老师跟白珠丽女士说，他很高兴搬回柏克利居住。后来我以利荣森纪念访问学人的身份驻留柏克利大学美术馆，协助白珠丽女士筹办“红妆丽影：中国清代美人图”展览。在2013年8月抵达柏克利后我才渐渐了解高老师的病情，不由得心生难过。躺在病榻上，高老师每天坚持阅读，关注学术研究和时事新闻。每次我去探望他，我总是从客厅搬一张椅子到他房间，坐在床沿。病榻上的他脸容憔悴，但是他总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不失学者风范。他也殷切地渴望知道新事物、新想法。我时常被他活跃的思维所撼动，又因他囿于病榻而黯然。

　　随着我离开柏克利，高居翰老师，这位老先生和他的故事就在静止中被封存于某个角落。地域之隔，模糊了生死界限。他在脸书的帐号仍在，个人网站将持续运作，他的著作也继续刊印，他好像并未离开。只是当我书写论文困惑之时，当我想与高老师分享新发现时，才又渐次想到他已离开。我只能凭着记忆，稍作缅怀，而他的光芒却像忘记关掉的灯，总是亮着。

　　（陈芳芳，香港岭南大学视觉研究系兼任教师）